大参考 No.12
No.12

美国为何炒作
中国“战争行为”?

Why US hype China's "acts of war"?

作者:赵可金 2014年11月12日
“中
美关系现在处在非常危险的时刻。”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中国项目主任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刚与我碰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此时此刻,正在举办APEC会议的北京透着一丝初冬的寒意,窗外阳光很好。

兰普顿博士告诉我,这些年中国崛起的速度不断加快,导致美国国会以及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的防备心理逐年增加;在中国处理周边关系方面,也是负面看法居多。在他眼中,美国有必要重新界定和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

这几年来,美国学者及官员对于中美关系的疑虑并不少见,从兰普顿博士的话里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就像是今年4月澳大利亚《时代报》报道的,美国五角大楼一份《中国:三战》报告显示,美国及其军事伙伴正在寻找新工具,以应对中国采取的非常规“三战”战略。报告中提到的中国“三战”战略,是在2004年被明确写进中央军委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

这份五角大楼的报告称,中国军队正利用“法律战”、“舆论战”和“心理战”来加强其武器装备库,以削弱美国及其区域合作伙伴捍卫东海和南海岛屿与海域的决心。报道称,该报告受五角大楼资深战略家安德鲁•马歇尔的委托撰写,已下发给美国太平洋舰队。

中美之间真的如同戴维•兰普顿博士所说的那样,处在“非常危险的时刻”吗?我看未必。

先说事实。近年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迅速,包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中美商贸联委会、中美军事交流在内的众多沟通管道十分热络,没有任何一种现象能证明中美之间处于“危险关系”或者“战争状态”。中美关系中的噪音一直持续不断,原因在于美国军方。五角大楼发布的这份报告就是此种噪音的主要表现之一。

美国对中美军事交流并非全心全意

2012年冬天,我在美国华盛顿白宫旁边的一间咖啡厅,和当时的奥巴马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顾问麦艾文(Evan Medeiros)碰面。麦艾文是奥巴马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高官,他对我说,美国重新回归亚太地区并不是为了遏制中国。为了避免让中国政府有疑虑,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的所有行程都是透明公开的,比如访问印尼、泰国、缅甸等等。他们反倒觉得中国对美国不够透明坦诚。在我看来,麦艾文的话表现出的美国对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努力有目共睹,但是在两国军事交流层面,他的话并不具有说服力。

2014年4月19日,一架美国战斗机在常规训练之后降落在距离火奴鲁鲁13公里的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

2013年,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在中美确立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之后,中美军事交流发展迅速,不仅有高层军事主官热络访问,而且中美各军兵种的实质性交流也进展顺利,中国也派出四艘舰艇参加了美国组织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并在演习期间接受美军指挥。然而,尽管美方公开表示极力推动中美军事交流,但仍然将中国当做美国的对手,担心对中国军队泄露敏感信息和技战术,在演习科目设置上采取了内外有别的安排,而且,美国并没有松动早在2000年财年出台的《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中限制中美军事交流的12个领域禁令,由此说明美方对中美军事交流并非全心全意。

自从2009年美国确立了“亚洲再平衡”的战略之后,便频频与亚洲各盟国举行军事演习,鼓噪“中国威胁论”,竭力巩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领导地位。美国国防部想出各种办法来论证军事介入亚洲的合理性,长达560多页的《中国:三战》报告,就是五角大楼抛出的一份“白皮书”,其核心意图就是夸大中美战略竞争关系,为美国军事介入亚洲提供接口。

这份报告的逻辑极其粗糙。其中,指责中国开展所谓“三战”,从严格意义上都很难称其为“战争”,不过是一个国家在维护领土和主权合法权益所采取的和平举措。比如所谓的“法律战”,报告指责中国采取国内立法和寻求国际法途径维护南海和东海权益是一种“法律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用和平方式维护国家权益的行为,并非是针对美国发动的“战争行为”,而美国故意夸大此种法律方式的战争性,是很难站住脚的。

实际上,美国五角大楼之所以这么做,有其战略考虑。就事实而言,尽管美国选择炒作“中国威胁论”,鼓动日韩菲等国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在众多国际场合批评乃至挑衅中国,但中国始终保持了高度的战略定义,以诉诸法律、道义和舆论等方式回应美国的战略刺激,让美国战略界抓不住把柄。但是,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和轰轰烈烈的亚洲战略再平衡背后是庞大的国防预算,五角大楼要找出足够的理由说服国会议员和公众舆论,以表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其核心无非就是一个,那就是要求更多的国防预算。当此时刻,对不那么了解中美关系底细的国会议员来说,夸大中国的威胁,甚至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针对美国的所谓“战争计划”是最合适的理由了。

美国始终无法得出中国以美国为敌的结论

《中国:三战》报告夸大了中美的战略疑虑,认为中国的主要战略目的是把美国挤出亚洲,让中国成为亚洲霸主,并最终成为全世界霸主,这种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事实上,中国到底在实行一种什么样的战略,美国战略界一清二楚。仔细阅读历年来的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始终没有得出中国要以美国为作战对象的结论,更没有一个要发动战争的战略计划,很多美国战略界人士也认可中国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上,并没有咄咄逼人的外部争霸野心。

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偕夫人彭丽媛在水立方为2014年APEC嘉宾举行欢迎宴晚宴以及文艺演出。图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合影。

那么,五角大楼又为什么喋喋不休地鼓噪“中国威胁论”呢?其实,五角大楼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即便连最保守的国防部战略专家,也都清楚“防止与中国为敌”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为一旦美国与中国为敌,美国就有可能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再次失去中国,进而把中国与俄国逼到一起,这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种巨大损害。但是,作为一个拥有超级军事实力的强国,美国军方和五角大楼要想在这一战略中获得更多的资源,惟一所能够做的就是炒作中国的军事威胁,以确保在众多官僚机构竞争政治资源中抢占主导地位,因为在亚洲地区,除了炒作中国威胁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让美国国会议员和战略界达成安全共识。

同时,五角大楼还有另外一层战略意图,那就是通过夸大中国战略威胁来加强对亚洲盟国的控制。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众多亚洲国家希望能够分享中国崛起的机遇,不仅东盟与中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区,韩国、日本等也都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对美国的战略离心倾向日甚一日,日本甚至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和要求美国军事基地搬迁的提议。盟国的战略离心倾向令美国十分担心,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巩固对盟国的控制,通过夸大中国威胁以及制造中国与周边邻国的战略疑虑,美国可以达到重新加强盟国控制的战略意图。

因此,并非五角大楼对中国有战略疑虑,而是五角大楼故意炒作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怂恿和鼓动周边国家对中国提出不合理的领土要求和岛屿争端。如果能够刺激中国做出强烈反应,美国就跳出来假装支持周边国家,摆出一副“主持公道”的形象,其控制亚洲国家的战略意图就达到了。不过从近年来的诸多事件来看,五角大楼在夸大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避免与中国正面碰撞。这一点恐怕在美国战略界也有共识,否则就不会有奥巴马和其他美国政治家在中美关系上一直坚持的积极态度了。

中国应将批判火力对准五角大楼

面对来自五角大楼的鼓噪,考虑到美国国防部的真正意图是在国内拿到更多的国防预算,在亚洲加强对盟国的支持,以巩固和加强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地位,中国在战略回应上应该强调立威增信。毫无疑问,对于类似于《中国:三战》这样的报告,中国不能没有声音,而是要积极回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正视听。

事实上,五角大楼是在贼喊捉贼。不管中国是不是真有对美国的三战,只要把国际舆论搅浑了,美国就可以浑水摸鱼,达到自己的战略意图。面对来自美国的各种舆论压力,中国必须正面回应美国的战略批评,将批判的火力对准五角大楼,揭露五角大楼之所以搅动一池春水的战略意图,不要把重点锁定周边国家。周边国家的一切挑衅性行为,都是有人在背后挑动,只要没有将幕后的黑手公诸天下,周边局势就注定“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积极回应美国战略指责的同时,中国必须向美国乃至整个亚洲释放明确的信号:中国竭力避免与美国为敌。这是中国战略利益的需要。

其次,中国必须揭露美国某些不负责任言行的战略意图,将亚洲各国团结好,安定好。作为一个正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崛起的国家,其他国家对中国存有顾虑是很正常的,一些国家出于各种目的对中国进行挑衅,以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这也是无法避免的。对中国而言,关键是在积累威信,向亚洲国家传递中国是一个有规矩、讲原则、重情义的国家信号,只要符合这些规矩,中国的战略行为就是可预期的,是说话算数的。

对于五角大楼而言,炒作“中国威胁论”说到底就是求一个“乱”字,只要将亚洲的人心搞乱了,他们的战略目的就达到了。从中国的战略利益而言,中国一切的回应也在于一个字,那就是“安”,中国应通过公开的战略辩论、公共外交和深化国际合作来谋求亚洲地区的长治久安,只要亚洲安定下来,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巨大战略优势就会显现出来。

“中美之间并不处在危险时刻,而是处在关键时刻(critical time)。”在会面的最后,我对兰普顿博士说道。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成见,我更希望中美两国能够换位思考,从互利双赢的角度,积累战略信任。因为中美双方高层都非常清楚,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国际的霸主地位,中国会始终将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发展,致力于让国人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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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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