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拿捏对华大战略

对中国来说，如果美国的主要智库都把中国政府看成是一个违背常理出牌和决策难以预测的政府，那双边关系中肯定是缺少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和稳定的因素。今年三月份，我跟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的孙哲教授在华盛顿拜访几个智库时谈到，是不是习近平主席九月来美国访问的时候专门给华府的智库工作人员们发表一次演讲，并回答他们的问题。大家都觉得是好主意，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实现这个计划。

美国有很多智库（和非政府组织），这些民间机构使命不一，财源不同，但都坚信自己的理念。或者说，因为这些机构的经费都来自英雄所见略同的人或企业的捐赠，他们就比较容易坚持自己的信念。比如，华府有个新成立不久的智库，名字叫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据说这家智库是根据曾经出任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提议成立的，而坎贝尔又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英美合办的《金融时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时评称，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主要赞助单位都是跟美国军方和国防关系密切的企业。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去美国安全中心的网站看了，一点都不假。我刚才也看了，的确如此。连台湾驻华府的经济文化办事处也是“慷慨解囊”的大户。那么回顾一下美国高官所说的“重返亚洲”的军事部署，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企业或外国政府部门会为新美国安全中心捐款。

不过，中国有句古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很多时候，钱也能使这些“不食嗟来之食”的智库突然对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变得“犹豫不决”起来。很多年前，有“好事者”发现历来对中国政府持敌对态度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突然开始为中国说好话了，于是去翻基金会的账本，发现有不少钱来自香港。一个副总裁还因此“丑闻”辞职了。去年，素来以好管闲事著称的《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揭露华盛顿那些所谓的独立智库纷纷接受外国政府和机构的捐款，而且还常常为这些政府和机构做院外游说，使得这些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遭受重创。

美国的智库（或者咨询公司）大都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平时所说的智库的“旋转门”就是指这个。这种密切关系很重要。对于智库来讲，要找钱，必须要向可能的捐赠人证明，他们有影响舆论特别是政府决策的能力和渠道。因此，华盛顿的智库里有很多一会儿是政府官员、一会儿又是智库学者的人。举几个例子。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顿中国中心的几位研究人员如李侃如、卜睿哲和贝德都曾在政府供职。李侃如虽是职业学者，但在克林顿做总统时在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卜睿哲是美国驻台办事处主任；贝德是奥巴马第一任总统期间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顾问。美国现任驻缅甸大使米德伟曾先后在民主党国际问题研究所（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防部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工作过。

刚刚离开国安会的中国事务负责人麦艾文曾经在兰德公司供职，现在去了总部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据说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干部培训班”，之前在那里做高级研究员的郝琪建，前不久被派驻东盟做大使。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最近新成立了一个政策研究院，创始院长居然是前澳大利亚首相陆克文。

如果说美国进步中心是希拉里的“干部培训班”，它的中国项目目前还没有跟“老板”的竞选中的反华言论接轨。美国进步中心的创始人是前克林顿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蒂斯塔。他与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哈特刚刚带领一个小组，去中国参加了由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四次全球智库峰会。波蒂斯塔还在峰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曾与该中心的一个研究员共同发表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文章，而作为气候问题专家，哈特一直在促进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中美在去年的APEC会上能就气候问题达成出人意料的协议应该与美国进步中心的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刚刚易人，新任总裁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和前助理国务卿伯恩斯。卡内基是美国智库里在海外设立办公室最多的，包括北京、莫斯科、布鲁塞尔和贝鲁特。因为卡内基有全球的视角，福特基金会最近特拨款让它研究中国的崛起及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招兵买马”之后就是要“拉山头”了。美国最主流的智库自然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外交学会等。他们的观点最容易被媒体捕捉和传播，也会通过各自的管道进入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中情局和其他与国安和情治有关的机构。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这几家的观点基本上长期以来是趋于维持中美关系积极发展的现状，并千方百计寻找中美在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和全球挑战上双赢或共赢的渠道。2012年以来，这些智库因为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发展缺少认识，也因为中国对周边国家政策的日趋强硬让它们措手不及，最近都纷纷开始思考它们为中美关系鸣锣开道的做法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布鲁金斯的贝德最近发表的题为“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的文章，在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守望人中影响巨大。他说，“东亚的和平得益于在亚太地区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中美两个大国的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局面，由尼克松与基辛格促成，并被此后中美两国历任领导人所维护巩固”，并指出，“在此背景之下，把目前世界上最为稳定、有序、经济上富有活力的区域，变为另一个充满是非冲突之地，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贝德差不多四年前离开奥巴马总统的国安会，他的观点应该说是代表美国主流智库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笔者参与了卡内基今年5月8日在华盛顿举办的第一次研讨。参加讨论的是美国的中国通中的顶级学者，一天的讨论下来，大家的结论是，中国不是国际秩序的创立者，也不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国际秩序的遵守者。对中国的不信任和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对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不了解和信息欠缺。中国政府允许卡内基在清华设立中心，并不限制它的活动，也使得卡内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趋于缓和和中性。

大西洋理事会没有中国项目，但是他的理事长是曾经出任过驻华大使的洪博培，他的副总裁之一是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他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是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地缘政治娴熟的实践者，大西洋理事会的几位领导人目前最担心的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哈德利曾经在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上对来访的中国学者说，我们老是在猜想，习近平和普京在一起的时候都讨论什么问题，中俄会不会联手给美国找麻烦，美国2017年的总统肯定会大幅度修订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

对中国人来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知名的人士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实施人布热津斯基博士。它的副总裁格林曾经是小布什总统的国安会亚洲顾问，两位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是曾长期在中央情报局负责台海问题的约翰逊，以及台海问题专家葛莱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设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太平洋论坛，主要职能是从事区域国防和安全的研究，并为美军太平洋指挥部的官员提供培训。因为与美国军方和情治单位的密切关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关心的中国的南海问题、钓鱼岛和台海关系。可以想象，随着台湾大选的临近和蔡英文可能出任台湾地区下一届领导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中美关系中的影响力会会逐渐升高。

总体来说，以上说到的这些“主流”智库（因为篇幅关系，关于“非主流”智库的观点只能在另一篇文章里论述）在对中国和中美关系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看法大致趋于一致，其中主要包括：

1）中国的崛起源于中国已经持续了36年的改革开放；

2）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美国的鼎力相助是亚洲太平洋地区三十多年没有战事（伊拉克和阿富汗除外）和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

3）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12年前后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跟美国搞好关系；但自2012以来，这个延续多年的外交政策似乎已经改变；

4）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有过宏伟的设计和安排，但因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最近股市的巨大波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似乎也十分艰难；

5）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使中美成为价值共同体，而中国的崛起从某种程度上挑战了美国的价值体系，美国因此必须重新思考是继续在国际体系中与中国合作，还是要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中国的继续坐大坐强；

6）自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以来，北京与莫斯科似乎走得太近，而中国在亚信峰会上的“亚洲的事由亚洲人自己管理”的宣示、“一带一路”大战略的提出和亚投行的启动都显示中国似乎要另起灶炉；

7）美国2016年大选或许是重新检讨对华政策和设计新的对华战略的大好机会。

最近几位美国的中国通或学者为这些观点做了具体的说明。首先是兰普顿2015年5月6日在由上海社科院和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临界点”的主旨演讲。兰普顿说，“我们正目睹对一个总体上积极的美中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某些支撑力受到侵蚀。”

“而在中国，一部分精英和民众将美国视作中国取得正当国际地位的阻碍，并且无助于中国维持国内稳定，持这种观点人数正在增长。”兰普顿还说，“在过去的15年里，中美两国国内话语的论调都是从接触论转向轻微阻碍论，进一步变为严重阻碍论，最终越来越偏向威慑论的方向发展。”威慑论的语汇导致了对威胁、意图、军力、反击能力和可信度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语汇与我们在过去40年里通常使用的大相径庭。“让我最担心的是，两国精英和大众讨论的重心正在渐渐转向更加极端的、且相互唱和的分析模式和政策建议。以往的政策并没有崩溃，但正在逐步式微。”

美国外交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两位学者共同发布了题为“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将是美国最据挑战性的竞争者。美国早就应该对中国国力的增强做出更为有序和周密的反应。因为美国将中国‘引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努力正在对美国在亚洲的绝对主导地位构成新的威胁，并且有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造成重要冲击，华盛顿眼下需要一个崭新的、旨在平衡中国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它增强国力的对华大战略。”这两位作者指出，尽管美国和盟国还与中国保持外交和经济关系，美国必须制定战略，以缩小和限制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军事实力可能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国家利益构成的威胁。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夏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中美可以融洽相处吗？”的时评。他在文章中说，“对于长期观察中国的人而言，这两年中美关系的变动让他们感到慌乱不安”。这是因为很多美国人认为，“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中国经济的自由化、教育和社会层面的交流开放会使中国变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更为负责的国际事务的‘利益攸关者’。然而，中国近几年的言行让这些美国人大失所望，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要遏制中国，并预测中美对抗不可避免。夏伟说，他一面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感到十分悲观，一面又在期待可能发生的“惊喜”，因为“在研究中国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学到的就是在当中国与外界打交道时，它常会是一个违背常理、难以预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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