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关系有那么坏吗？

先说结论。日中关系没有“不搞首脑会谈就一定坏下去”那么脆弱，也没有“搞了一次首脑会谈就一定变好”那么简单。

日中关系，会更加坚韧，也更加复杂。两国间积累的问题不会因为一次日中首脑会谈的举办或不举办而被左右。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当前围绕“APEC首脑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和安倍晋三首相能不能见面，日中首脑会谈能不能实现？”的有关议论感到担忧。

首先，安倍首相似乎已经被舆论绑架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日本特色舆论（我们叫“空气”）处于盲目高涨的状态，集体要求安倍首相以及外务省等政府有关部门一定要在北京与习总会谈。他们执着于形式本身，至于为什么要见（动机）、见了以后谈什么（内容）、见了以后怎么着（展望）这三点，讨论几乎是空的。

其次，中国的舆论似乎也受着日本舆论的牵连。我发现，最近中国媒体引用日本媒体报道的形式提出“到时候，习安会会不会实现？”依照当前中国舆论的风气，“习安会”这样的词汇的出现本身说明，媒体和舆论在某种程度上从政治娱乐化和概念妖魔化的角度看待日中关系的现状和走向。

中方是此次APEC会议的东道主，习总肯定很忙，不可能满足所有国家、所有领导人的请求和愿望。所谓日中首脑会谈也会有因习总的行程实在错不开等技术性原因而落空的可能，抑或只能找一个场合，两个领导人都站着，只带日中翻译交流15分钟等等。但同时，就像前一段时间外交部长王毅所表述，“来者都是客，我们会对所有的客人都尽必要的地主之谊。”因此，习总对安倍首相做出礼节性的款待属于天经地义，不要高估。

自2012年9月日本民主党野田佳彦内阁“国有化”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及2013年12月安倍晋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后，日中关系确实有所降温。 但今年以来，给两国关系输入良性血液，为两国交流营造良好氛围的日中高层往来其实比较频繁，可以明显察觉到，两国高层始终没有放弃改善日中关系的努力和意志。

请读者朋友们仔细浏览一下今年中日14轮高层往来的记录：

4月上旬，前总书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访日，与安倍晋三首相、菅义伟官房长官、岸田文雄外相会面；

4月下旬，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访华，与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面；

5月上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访华，与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会面；

6月下旬，国土交通大臣、前公明党代表（即党首）太田昭宏访华，与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会面；

7月中旬，民主党代表（即党首）海江田万里访华，与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会面；

7月下旬，前首相福田康夫访华，与习近平总书记会面；

8月上旬，在缅甸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上，岸田文雄外相与王毅外长进行了非正式接触；

9月下旬，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岸田文雄外相与王毅外长进行了非正式接触；

9月下旬，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访华，与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会面；

10月上旬，前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访日，与安倍首相会面；

10月中旬，在意大利召开的亚欧会议(ASEM)的晚餐会上，安倍晋三首相和李克强总理在友好的氛围下握手，进行了简单的交流。

10月下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访华，在APEC财长会议上与政治局常委张高丽进行交流。

10月下旬，第二届中日省长知事论坛的日方代表团访华，会见了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10月下旬，博鳌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再次访华，与习近平总书记会面。

10月中旬，我在日本东京期间看到了一个表明日中两国政府往前看、向前走的小插曲。

15日，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在东京演讲，积极评价9月29日安倍晋三首相在国会上“与中方携手建立稳定，友好的关系”之演说，表示赞同，并提出“APEC将是改善中日关系的良机”。

10月28日，程大使还在北海道日中友好协会成立50周年的典礼仪式上发表演讲，表示“中方重视中日关系的政策没有改变，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愿意通过深化两国的交流与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大利益。”

写到这里，我再一次提出本文标题中的问题：日中关系有那么坏么？

当然，如何理解当前的日中关系是每一个公民的问题。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每一个合法的公民都有抛开政府立场和主张，从自己的好奇心和价值观出发，独立判断形势、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倘若两国公民都盲目听从政府的主张和官方的立场，而不做出独立的判断和应有的批判，日中关系的未来才是充满风险而可怕的。两国公民要学会发挥民间力量去制衡政府关系可能陷入的失控（日文叫“暴走”）。

而我作为一名日本普通公民的看法是，日中关系没那么坏。具体地说，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两国首脑没有见面”而断定日中关系不好，更不应该因此否定或忽视在这段相对艰难的时间以来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两国交流的推动做出贡献的人们的勇气。

变数是有的。

除了在日中两国的舆论上“厌华”和“厌日”情绪不断持续、莫名其妙蔓延之外（例如，根据日本言论NPO和中国日报社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对中国持有“不好”印象的日本人达到90.1%；对日本持有“不好”印象的中国人达到86.8%），日本市场人士之间也蔓延所谓“中国过敏”的现象。

2014年上半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为2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48.8%。这一数字在日本政界和企业界间一点不陌生。不少人士认为，在日元不断贬值的情势下的投资额大跌与政治关系和氛围的恶化密不可分，并期待安倍首相采取积极的措施，与习近平总书记见面，给投资家一点信心，给市场一些安抚。

不过，问题是，“中国过敏”只是来源于日本和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见面吗？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中国人力成本的攀升、中国雾霾现象的蔓延、以及中国体制风险的存在等因素也一起构成日本投资家集体陷入“中国过敏”的理由和背景。况且，不仅是日本投资家，其他国家的投资家，甚至中国自身的投资家也或多或少对“中国大环境”感到过敏，从而避开。

再看看2014年上半年的对华直接投资金额和比例。东盟下降19.2%；欧盟下降11.2%；美国下降4.6%。随着中国经济走向下滑，增长模式走向转型，人民币走向强势，世界工厂时代走向终结等，海外的投资家越来越谨慎看待对华投资，分散风险属于理性的选择，何况，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表现和力度最显著的时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至中期。后来随着对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中国政府自身投资能量的提升，日本在华投资上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基本可以理解为正常的（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1年，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是日本，63.5亿美元，其次是新加坡，63.3亿美元；根据2012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到2011年为止，在华日本企业的数量最多，为2万2790家，其次是美国企业，为2万855家）。

更加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公民对日本的兴趣和态度。

据我体验，真正发自内心讨厌日本，甚至抵制日货，上街骂日本国，砸日本货的中国公民属于极少数。日本的汽车、服装、家具和电器在当前中国社会依然拥有巨大的消费群体。喜欢日本的漫画、动漫和影视剧的观众就更不用说了。

根据日本观光局的统计数据，在安倍首相刚参拜了靖国神社之后的2014年上半年，中国大陆访日人数超过100万人次（8月底已经达到154万，预计今年全年超过200万人次），同比增长88.2%，仅次于台湾和韩国。

在中国，“领导人骂日本，老百姓就不去日本，不买日本货”的统战时代早就结束了，连这种局面曾经有没有存在过，我都不好说。不知道中国朋友们怎么看。

前些日子，我在美国费城走进了一家优衣库（UNIQLO）。一名中国女子对我说，“说实话，优衣库是亚洲的骄傲”。我没有说谢谢，只回了一句，“马云是亚洲的骄傲”。

我所主张的“日中关系没那么坏”绝不等于“日中首脑不用见面”。见面，会谈，早晚是要的。

中国和日本亚洲两大国家，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大国的国家领导人相互不见面的局面是不正常的，应该及时加以修正，使得日中首脑外交回到理性的正轨。因此，我认为，在11月10-11日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召开期间，安倍晋三首相和习近平总书记以某种形式打个招呼，握个手，加强感情，进行交流是必要的。至于怎么见面，多长时间，将取决于日中两国政府围绕领土和历史等敏感问题上磋商得怎么样。在这里，我就点到为止，不予展开，相信，4天之后APEC首脑会议就要开始的此刻，两国有关部门还在紧密联络，相互努力，协调议程。

无论如何，两国领导人有必要就当前的两国关系、地缘风险、以及世界局势坦率交换意见，发挥习总和安倍首相共同拥有的“强悍”的领袖能力和执政风格，向政府相关部门下指令，“日中关系很重要，一定要往前走，你们好好干。”

不过，即使到时他们没能见面，或见面得没那么圆满，我们也不要着急。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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