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女生的印度感悟

来印度之前，读到作家库斯旺•辛的这句话，仿佛是对印度一系列举世震惊的强奸案的最佳注解。多元的文化、复杂的信仰、边界的冲突及缓慢的发展步调——印度是混乱、热切、滚烫的。它是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的民主试验场，又是诸多神明的子宫。

走在新德里街头，我并没有感觉到女性独自身处印度的紧张感，人们也并没有讨论任何有关强奸案的事情。就像是我们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概念去理解中国一样，印度也有一套专属自己的“印度节奏”。

印度不像是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已经处于“完成时”，印度新总理莫迪于今年的5月26日正式宣誓就职，吸引了多方目光。不少媒体把这位出身贫苦的总理称为“印度的邓小平”，期待着他带领人民实现印度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而莫迪上台之后能不能复制他在古吉拉特邦的“莫迪模式”呢？

初到印度，一出首都德里的火车站，扑面而来的人声、汽车喇叭声、买卖声犹如暴雨打在木头和铁皮屋顶上，整个城市都沸腾在烟尘和空气中。

慌乱中赶忙上了一辆tutu车，只想赶快逃离小贩们的包围。然而开着开着，司机却在半路停住，“小姐，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你要去的地方太远，如果要去那家旅店，要多收150卢比才行。”

“什么？刚才不是说好了100块送到旅店门口？”“多加150块，否则只能到这里。”他配以当地经典的摇头动作，语气很坚决。

这时候正是下午两点，初到一个新地方，我紧张交迫。正午的太阳在头顶炙烤着，机动车在身旁飞奔而过，如果不是买了一个月以后的机票回国，那一刻真想头也不回的转身回大厅里，坐飞机回国去。

大部分行者初到印度，都会多多少少遭遇不顺：摩托车在神牛身边辗转腾挪令乘客惊叫连连；当地人装扮成警察给游人指向错误的旅店；满街飞舞的苍蝇令人掩鼻…但随着时间的增加，我意识到在印度，得先认输才能赢。开始迎接面临所面临的一切，你会惊奇地发现，在印度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这个国家充满了矛盾的活力。

后来到了瓦纳拉西圣城，空气里则透露着其他现代国家不曾有的气味：香料的味道，节庆的欢欣，以及弥漫着焚烧、祭祀、几千只动物、睡觉与排泄的味道，让人不禁想到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执政时提出的“厕所先于神庙”的口号。

尽管这句口号在莫迪正式当选总理之后被媒体一再传播和放大，可他主张使用大规模投资，改变大城市卫生条件落后局面的举措的确发生了实质作用，和前几任领导对于印度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不大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14年间，大力鼓励外商直接进入任何行业，鼓励增长、扶持企业和缩小政府的规模。莫迪在经济上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媒体联想到中国的邓小平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他本人也被冠之以“超级CEO”的头衔。

把莫迪比喻为“印度的邓小平”其实有些言过其实。莫迪所领导的印度带有中央层面的权力集中特色，但是这个国家现实的困境远非一个领导人短时间内可以改变。官僚机构效率低下、宗教信仰纷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掌控力不强…种种问题都阻止了印度的发展。

最使莫迪政府感到头疼的恐怕就是政府效率低下。印度地方官僚机构臃肿庞大，不但极大程度拖延了办事效率，也造成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举例来说，一项基础设施项目的批准，需要得到19个部门的56个许可才可以进行。这些“繁文缛节”使上一届印度中央政府的投资项目陷入停滞。

而从莫迪这届新政府的构成来看，在上院以及印度各邦，印度人民党及其联盟只有26%的席位，而国大党及其联盟则有超过38%的席位。反对党可能也会对莫迪政府推行的改革造成阻碍，依旧会存在决策困难、执行乏力的情况。而作为印度十几亿普通人民，也很难快速体会到莫迪上台后的变化。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印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惯性，印度想要在莫迪的领导下有“突变”，确实很难。这个国家，这个民主系统，永远都处于“India on the go”的状态。

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极为重要的两个大国，但与印度相比，中国是一个内部相似性比印度高很多的国家，两国运行方式极为不同，有着完全不同的文明社会本质。

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成长，而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比，印度市场直到1991年才实现了自由化。无论政治体制如何，自由市场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印度的领导者花了整整四十年时间才体会到了这一点。

印度政府于1991年7月开始进行全面经济改革，放松对工业、外贸和金融部门的管制，1992至1996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6.2％。九•五计划（1997至2002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有所下降，为5.4％。2001-2002年度，继续深化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加速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行包括农产品在内的部分生活必需品销售自由化，改善投资环境。

以2007年为例，印度和中国两国的经济增长率不相上下，印度是10%，中国是11%，然而两国的基本的经济样态却不相同。中国选择在城市核心部分投资，壮观的基础设施之下隐藏着乡村的贫穷；而在印度，中央和省政府相对弱势，在公共设施方面没有太大投资，因此即使是班加罗尔这种大城市的基础设施也仍旧不够完善，大部分经济发展是依靠遍布全国的小企业。

新上任的印度总理莫迪曾先后四次访问中国，将特变电工、山东电建和浙江龙盛集团引入古吉拉特邦，有人将古吉拉特邦比作为“中国的广东”。从外表来看，中国的发展显而易见，然而印度的发展却很难令人察觉，它的城市依旧在沉睡之中，基础设施依旧破败不堪，即便在今天的城镇，大型连锁超市也不算常见。

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发展理念和背景，中国和印度是非常不同的两个国度，这使得“龙象之争”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臆想。

与印度其他政治家不同，莫迪并不乐意展示自己印度教的宗教信仰。莫迪年轻时加入极端印度教组织“国民志愿团”，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让人怀疑他于2002年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对由穆斯林聚居的高德拉火车站血案引发的骚乱“视而不见”，该骚乱造成上千穆斯林的死亡。

然而印度的宗教问题由来已久，早在莫迪上台之前，印度就曾在2008年、2011年以及今年发生多起因宗教信仰冲突导致的恐怖袭击，其根本原因需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

1947年8月15日午夜，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理尼赫鲁站在新德里的红堡发表独立演说。也就是这一天，印度被一分为二，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宣布独立，整个国家立刻出现充满暴力和恐惧的移民大潮，大约有五百万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移往印度，同时有五百五十万穆斯林向反方向移动，领土分割造成了一亿五千万人流离失所。两国政府仓促建国，虽然在很短时间内安置了难民，确立了自己统治的权威和合法性，却埋下了民族冲突的种子。

2014年11月5日，一个尼泊尔赴印度的进香团正在讲学。 石玉/摄

在印度十一亿人口中，北方蓝眼睛的穆斯林有一亿五千万人，与南方黑皮肤的印度教和基督教徒之间常常有矛盾发生，而印度教对穆斯林的歧视常常演变成暴力冲突。

2008年11月，孟买十处地点发生爆炸，导致195人死亡，唯一一位巴基斯籍的武装分子卡布萨被活捉，后续调查证明他与伊斯兰激进组织——克什米尔武装组织“拉什卡尔•伊泰巴”（Lashkare-Taiba）有极大关联。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审理后，印度特别法庭宣判22岁的卡布萨犯有谋杀和对印度发动战争罪，宣布判处其死刑。这场恐怖袭击事件加剧了印国内教派之间的仇恨及冲突，令印度经济雪上加霜，旅游业受到巨大冲击。

2011年7月13日，类似剧情又在孟买上演。孟买市区在11分钟内连发3起爆炸袭击，至少造成20人死亡、113人受伤，而这一天，正是卡布萨(2008年袭击案被抓疑犯)的生日。

就在我到达印度后的半个月，2014年11月 2日，巴基斯坦接壤印度的瓦格赫关口附近发生了自杀式炸弹袭击，巴基斯坦警方指称，一名 18岁青年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由于关口刚完成关闭边境的降旗仪式，有大量民众刚刚看完仪式陆续离开，因此造成严重伤亡。共有 55人被炸死，过百人受伤。

尽管莫迪在竞选中强调宗教信仰自由，但印度国内一亿五千万的穆斯林仍然对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身份存在疑虑。在印度纷繁复杂的宗教信仰背景下，想要缓解宗教冲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莫迪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推行激进的方案一定是不可取的，只能导致国内更多的对立和反抗。

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实验，印度更是诸多思想和宗教的起源地。尽管宝莱坞歌舞里呈现出的是一个现代、性感的印度，然而从整体来说，印度仍然是一个保守国家。在印度街头几乎不会看到青年男女亲热，在印度中部奥朗加巴德旅行的时候，外国人常常被当作新奇之物，被小孩子围观。

印度世俗文化的核心是“No problem”，这种奇特的处世态度是这个国家政府效率缓慢、环境差强人意的根本原因。

在印度，人们似乎并没有抱着一种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态度去生活，“效率”以及“时间观念”在印度人的头脑中比较淡漠。随便走进一家珠宝店询问哪里可以买到转换插头，店主会回复你，“先进店来看看嘛，只看不买，没问题的！No problem! ”

去火车站买票，售票员会告诉你，当天下午一点的票当天上午才会出票，当外国乘客表示担心，他们会告诉你，“No problem！不要担心嘛，上车前一定能有票，不然你怎么上车呢。”

如果你将这些经历讲给当地人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印度人多半会用“No problem，this is India”来回应你所有的质疑。

“no problem”就是印度制造的印度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在乐观中带着一丝漫不经心，而这种思想成为了一套真正的哲学系统，善于在不同的情境和前提下进行演绎。叔本华在魏玛时就认为印度人是比欧洲人更有深度的思想家，因为他写道，“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出于外在与智识的。”

有时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印度对于时代的影响也就更加深层而秘而不宣。宗教在印度具有的政治意味较为单薄，更多是灵性方面的。印度教徒大多不在意环境、敢于在公共目光下展露生和死。

公元前三世纪，麦加斯提尼，这位希腊驻印度孔雀王朝的大使写道，“婆罗门们不断地用一种欢快的语调谈论着死亡，对他们而言，生命是帮死亡预作准备的一种幻象而已。”这点即使在今天，依旧让大部分人感到震惊。

年轻时在印度服役的丘吉尔曾说，“印度绝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那么简单”，当印度宣布独立时，英国人曾经怀疑这个国家究竟能够撑多久。政治，宗教，经济…这个国家有太多问题在解决的路上。莫迪政府领导下的印度究竟是否能够实现政治与经济的双轨发展，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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