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学者王奇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译成了“常凯申”，到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校对编辑处也未能发现并更正过来，这个低级的常识错误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令人失望的是，在关于此事的大量讨论中，大多数只是附和时下那种嘲讽权威、愤世嫉俗的论调，愿意细心分析发生这种翻译笑话的根本原因的却在少数，更遑论提供建议，避免重蹈覆辙。在“门修斯”和“常凯申”后，下一次难保不会出现把Sun Yat-sen（孙中山、孙逸仙）译成“纯鸭生”。如果不懂得反思我们的英语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这个关于中国人英语水平的笑话还将继续下去，到时受辱的便不仅是某些学者。

如果愿意扪心自问，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国人之中，有可能会犯“常凯申”这种低级错误的人会是少数吗？或者首先反问一下自己，自己清楚Chiang Kai-shek是蒋介石吗？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清晰的答案。那么，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连我们自己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名称的惯常英语译法，都如此不清不楚呢？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提高国民的英语水平，相关的教学活动并不应仅限于英语课之内。这甚至不应只限于文史哲的科目。在国外的大学里待过就会知道，不少国内的数理化尖子生，到了英语国家后不要说用英语表述一个物理现象或化学反应，甚至连基本的化学元素的英语都说不上来。笔者曾亲眼见到这些事情：一个刚出国读理科的中国学生，在看到报章上讨论全球变暖的文章时，还得用电子词典查carbon dioxide（二氧化碳）是指什么意思；一个读完政治学后出国读硕的中国学生，还得查check and balance（权力制衡）指的是啥。

究其原因，可谓一目了然：从小学的自然课到中学的物理课、化学课，我们的教科书都没有把一些基本名词的英语对照注出来，老师也不讲，考试更不考。等到学生上了大学，大部分的教科书还是不对重要名词（人名、地名、术语）附加英译，使有志于继续攻读外文原著的学生缺乏起码的基础。不妨再回过头看看社科类专业，例如在国内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多少会在凯恩斯旁边用括号注上John Maynard Keynes，有多少在谈及张五常时会提一下英文是Steven N. S. Cheung？当有一天，学生在需要英汉互译这些人名时犯糊涂了，那应该怪谁呢？

再把问题放大一点讲，我们整个社会都没有严肃对待重要名词的中英对照问题。走在大街上，在公共场所里，到处都会看到似乎是同时标示了中英文对照的路牌和标示，但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中的大部分，不是直接翻成拼音了事，就是错译成非常滑稽的英文。在去年奥运前夕，国家下工夫在北京纠正了一些，明年亚运会了，广州也正准备去纠正一批。但让人难受的翻译还是大量存在。笔者就不止一次在带外国友人在广州坐地铁时感到万分尴尬：在英语中，陵园是颇为严肃的cemetery一词，例如安葬了马克思的伦敦Highgate Cemetery，但是在广州，“烈士陵园”却是Martyr’s Park。外国友人经常搞不懂，怎么我们会把浩然正气的烈士（martyr）与供人嬉戏的公园（park）放在一起？

如果把“常凯申”的笑话，放到教育制度的背景中，甚至整个社会环境在对待中英名词对照的态度这些背景中去看，不难明白何以会错把Chiang Kai-shek译成“常凯申”。值得一提的是，王奇虽然错译蒋介石了，但还是老实地把英文原词放在哪里供人对照，是很负责的做法，否则外界根本不会这么容易就看出其错译所在。不妨想一想，在国内出版的大量外文著作中，有多少愿意同时注明重要名词的英文版本，有多少又是糊里糊涂地蒙混过关？它们要是译错了，我们如何得知？从小到大，我们又已经读了多少文本这样不提供名词的中英文对照的译作？

“常凯申”的笑话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的教育里从来就没有重视过中英文对照，而我们也从来不把英汉名词的互译当回事，说到底是一直轻视教与学的英语能否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我们用的英语，与那个英文版毛语录时代的洋泾浜英语有本质上的区别吗？我们要的，究竟是写给外国人看、说给外国人听的英语，还是只是供中国人之间在英语角里互相切磋的“夜航船”式英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