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伟步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所谓平衡性报道，主要是指新闻报道中既有不利于某一方的内容，也应该有有利于该方的内容。就某一篇报道来说，这种平衡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报道中当事双方都有话语权，有说话的空间；二是报道与评论之间求得平衡，亦即事实和观点要保持平衡。如果一条新闻以偏概全，它就缺乏生命力，更严重的是，它不仅对缺乏话语权的一方不公平，而且还会造成社会分化，导致人们产生隔阂。因此，平衡性报道原则，是记者终身必须坚守的准则。

我认为，一名记者要有质疑的精神、平衡的思想、平等的视角和平和的心态。质疑才能挖出新闻背后的新闻；平衡才能保持客观公正；平等才能贴近读者；平和才能避免把个人情绪渗进报道中。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常常遇到事物的矛盾性，并为如何客观、平衡地报道绞尽脑汁。这既说明记者工作的艰辛，也反映了记者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更向我们说明，坚守平衡性报道的重要性。为了使报道公正准确，记者应让事物的相关者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记者必须从对立双方获取信息，并将对立面的事实和观点同时摆出来加以比较，让受众自己做出判断，切忌自己站出来摆明自己的观点，更不允许通过报道来影射某一方的缺陷。

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媒体非常注重自己的舆论监督的作用，固然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然而，媒体通过道德审判，对某人掌握生死予夺大权，这种现象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悖论：谁来监督媒体。没有监督的权力，将造成绝对的腐败，这句话用到媒体身上同样适用。媒体经常对某人进行道德审判，或是代替司法机关，对某人进行有罪裁决，结果造成冤案错案，明明一个人获罪不至于死，但在媒体的审判下，法院为了平民愤，只好从重判决，造成该人送命。媒体成为“包青天”，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格伯纳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传播媒体所呈现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体的某些倾向性，导致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形成很大的偏离。如果媒体对客观世界进行了偏颇的描述，就会歪曲人们对其的认识，从而形成不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将对社会造成严重伤害。更严重的是，由于媒体具有培养人们价值观的作用，如果强化人们的记忆而使其对某一事物形成刻板印象，就会固化人们对它的观念，形成社会对立。

上个星期，南方周末报道了《男子拒签字致孕妇死亡:据称怀孕不足月死于肺炎》的新闻。2007年11月21日，22岁的孕妇李丽云在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死亡，由于“丈夫”肖志军拒绝在医院准备实施的剖腹产手术单上签字，该事件被媒体命名为“丈夫拒签字致孕妇死亡案”。南方周末记者于2009年4月17日采访了明正司法鉴定中心主任霍家润，推翻了医院“婴儿足月”的结论，文章以“一位采访过此事的记者承认：在那种情况下坚持不签字，或许真的表明，肖志军可能才成了这场悲剧加闹剧中的那个明白人”作为结束语。报道围绕“婴儿是否足月”做文章，以司法鉴定的结果支撑死者“丈夫”肖志军“我来看咳嗽，不是来生小孩”的观点。

我不否认记者在此事的后续报道中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也看得出来报道步步为营，力求以事实来说服读者，记者也想促进社会公平，然而，报道却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平衡性报道。记者没有采访妇产科医生，听听他们是如何定义婴儿足月，他们在此事中的操作程序是否有过错，从而使报道引起很大的争议。

我多次阅读此篇文章，也把它发给好几位医生和生育过小孩的妇女，征询她们的看法。她们均认为，此事的关键并不在于“婴儿是否足月”，而是医生救治当事人的操作程序是否有问题。她们也认为，医院有一定的责任，但是记者缺乏医学专业知识，对胎龄和妊娠的定义不甚了解。如果纠缠于婴儿是否“足月”，就会忽视事件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启示意义。更进一步按照报道的思维逻辑走，“肖志军是这场悲剧加闹剧中的那个明白人”，结果令人毛骨悚然：医院阴谋害死当事人。某些医院挖空心思赚病人的钱，这种现象肯定存在，但是医院想赚钱而整死一个病人，恐怕是很极端的事情。

当前媒体竞争极其激烈，许多媒体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等原因，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偏差。一些媒体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不仅对某些人的讲话断章取义，而且对其进行无限的联想发挥，强化读者的负面印象，从而形成一种可怕的社会情绪和具有煽动性的社会舆论，甚至进行媒体审判，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一些记者纯粹站在民粹的角度，大量使用联想、比喻、排比等修辞方式，采取暗示性的话语，以悲情性的写作手法，引导读者形成对某一当事人的负面看法，满足公众情绪发泄的目的，负面效应不容小视。更糟糕的是，现在一些媒体使用假设性的判断进行逻辑推演，完全忘记了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原则。

如果媒体利用自身的话语权力，不客观地制造非平衡的新闻报道，以民粹化的角度满足公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在发行量、广告收入取得显著性突破，这种话语权转换成经济收益的做法显然违背了道德操守。媒体尽情地玩弄民粹，忽视社会责任，将把公众带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中，造成社会分化严重，情绪对立。

我认为，像调查性报道这一类的深度报道，由于其叙事模式要求记者深度介入，有可能导致因为记者的大量介入而容易造成角色的模糊。记者不知不觉地站在弱者一方，从而使报道带有某种倾向或暗示，使报道失去客观公正。故此，这种体裁要注意建构话语权的拟态平衡，将客观调查和个人体验相分离，保证报道的冷静和客观。保护弱者是社会的共识，但是不能偏离客观公正的轨道，不能随便下结论，更不能进行道德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