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立冬 绘

3月7日，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教供需见面会上，一名大专女生因遭遇门槛歧视，愤而向在场的广东省教育厅官员抱屈:“各地都暗设门槛，专科生到哪都投不出一份简历，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

我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这则来自《南方都市报》的新闻。金融危机之下，“就业更难”已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事实上，即使没有金融危机，大学生就业也一直是社会敏感问题之一。因此这位林姓大专女生的愤懑，并没有让我感到多么意外。

但我终于不由得坐直了身子，却是缘于报道引述的这位女生与教育厅官员的一段“对话实录”。她这样说:“我本来是兴致勃勃来应聘农村教师，为社会做出一点应尽的努力，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好像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一个门槛就把我淘汰掉了。为什么社会是这样子的？我学了那么多年的东西……”

击中我的是这句“好像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我一下子想起不久前发生的女大学生自杀事件。据《燕赵都市报》2月26日报道，在刚刚过去不久的春节，河北威县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刘伟没顾得上回家和家人团聚，一直在为就业而四处奔波和焦虑……而家人再次见到她时，竟已与她“阴阳两隔”。她生前写就的近10万字日记记录了她走向不归路的心路历程。其中写道:“感觉好累，好累……每天都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再这样下去，不知道将是什么样的恶果。”

我并不因林女生没有像刘伟那样走上一条不归路而略有宽慰。林女生愤怒的质问与刘伟哀怨的自杀，没有本质的不同。“不知道将是什么样的恶果”与“好像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都只是一种沉痛的两种表达；所共同展示出的，正是一种青年人的彷徨、苦闷与迷茫。

如果从刘伟及林女生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比如“伟林”，能否成为青年无可逃遁的心灵的共有之名？这正如同，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从青年工人黄晓菊和一位潘姓青年学生名字中各取一字，因此有了“潘晓”。

“潘晓”在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写道:“我今年23岁，应该说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经不复存在。”“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希望 ”，然而现实却让他们感到了彷徨和怀疑，因此他们发问:“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短短数月，“潘晓”的文章竟然引发6万封读者来信，紧接着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那是一场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被称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的著名讨论。

我想到“潘晓”，并由衷感到某种吊诡与隐秘的宿命。三十年逝者如斯，时间改变着一切。三十年前，中国以“摸着石头过河”之勇气开始的改革开放，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国家光荣与梦想的源起。然而，从“潘晓”到“伟林”，没有改变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除了诉求出发点的不同之外，他们的苦闷没有二致，他们的彷徨如出一辙。“潘晓”们曾“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的努力，到“伟林”，依然没有笃定的答案。“潘晓”们曾经渴望的“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伟林”们也依然无法实现。就是这样:时间浩荡地演进着，物质社会发生着神奇的改变，然而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心灵状态却可能固执地停留在原处，虽左冲右突，仍没能走出悲愤而迷茫的荒漠。

从1980到2009，展示着一个飞速前进的发展历程。然而，从“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到“好像这个社会不需要我了”，我们不难看到的，是一个社会在飞速前进途中所失落的或无暇关照的心灵世界。这样的一种心灵秩序，显然已经不可能通过物质社会的改变而自动生成，亦不因外部条件的改观而自动校正。我没有办法来为这一切找到最终的解答与路径，但当我试图寻找那种最初的失落时，我所一再发现的是，那种心灵失序、苦闷丛生的状况，未必不是一种信仰幻灭与认同缺失。

米兰·昆德拉说:“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或许，没有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只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然而，我们真的有可能找回那失落已久的信仰与认同吗？

对“潘晓”事件，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评论说:“他们叹惜了，或者发出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这，仍是时代必须承受之重。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