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王则柯专栏

全国大旱，百姓揪心。

回想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我从广州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到北京大学读书。一进校门，左右两眼喷泉养蓄两湾清池，小桥过去，是草地华表松树礼堂。翻过小丘，石舫塔影的未名湖迤逦安详。美丽的燕园，让我们眼睛一亮。

我们都把那连通的两湾清池，叫做眼镜湖。眼镜湖两个湖眼的地方，各竖立一根粗管，清澈的地下水从管子冒出来，形成对称的两个倒花瓶形状的微型瀑布，十分雅致。

在北大读书的几年，遇上政治运动不那么紧张的时候，我们喜欢在课余到颐和园游玩。大家总是走着去，走着回来，道路两旁很不规则的路渠，许多地方有地下水从散乱分布的泉眼冒出来。未必淙淙作响，却必定清澈透明。

现在，已经很难看到自流的地下水了。千年古都的自然环境，承载不了千万人口几十年重负荷现代化的索求。十五年前北京大学在朗润园成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时候，周围的小沟还是有水的，有些地方还养着荷花。可是只几年时间，这些小沟就已经干涸见底。现在再说“朗润园四面环水，为一岛”，已经需要非常丰富的想象力了。

历史上，我们的先人曾经表现出令人赞叹的智慧，实现可持续发展。新疆的坎儿井和北京北海的团城就是其中的代表，只依靠天然降水，北海的团城已经欣欣向荣地存在了几个世纪。春节期间，我在云南丽江盆地南沿一个纳西村庄住了几天。这个村子背靠文笔山，面向文笔海。山上的梯田，一层梅花，一层油菜，煞是好看。纳西大娘告诉我们，浇灌土地的水，都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他们非常担心山上的房地产工程会把水系破坏。后来，我们自己爬山，看到从上到下的水沟，担负着浇灌的任务。这个口子堵一下，那个口子打开来，就把一片一片梯田灌溉了。怪不得村民不说哪片田是谁“种”的，只说是谁“浇”的。纳西大娘担心房地产开发，可能就是出于了不起的天人合一的本能意识吧？

珠江三角洲一直以不怕干旱著称。上世纪50年代我们在这里读高中的时候，广东大旱，香港派来的大轮船到我们珠江琶洲水域取水。类似纳西梯田的自流灌溉，我们这里原来也是有的:江堤有木制的取水口，涨潮的时候把水放进来，退潮的时候把水放出去。田块之间的水道，就像文笔山的水沟一样，一锄头的泥就可以堵上，一锄头下去又可以扒开，实现非常方便的自流灌溉，成就著名的“桑基鱼塘”。这种原始然而有效的作业方式，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干旱，已经变成珠江三角洲的实际威胁。

可持续发展这个术语是老外的发明，但其实我们的先人早就想到和做到了。联想到黄杨树被推倒，坎儿井被毁坏，沦落成为全世界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落后分子，我们真是愧对先人！

这些年我们的发展，糟蹋资源实在太厉害了。每产出万元GDP，我们消耗的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几倍，是发达国家的十几倍。一个贫水国家，就这样拼她非常稀缺的水资源，真是一种讽刺。为什么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落后呢？因为我们曾经好长时间信奉不是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价值，而且至今未能从学理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现在有人提出运用价格杠杆抑止资源的糟蹋性使用，这是思想路线方面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具体实施方面，则不能搞一刀切。面对资源紧张，我们一向都厉行农村为城市让路，不那么发达的地方为比较发达的地方让路。这样做，一些人片面追求的效率倒是保住了，可实际上是很不公平的，在道德上讲不过去。联想到“引黄济京”和“南水北调”，我建议在实行水价改革的同时，向有关的西北地区和农村地区发放干旱补贴，而且数额还不能太小。

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不应该是施舍，而应该是救赎。如果这么一点原罪感都没有，恐怕很难改弦更张把事情办好。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