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一直被一个焦虑折磨着：怎样实现现代化？不同人对现代化有不同的理解，于是，形成了社会变革的形形色色的理念，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争执是：究竟是文化、道德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文化、道德？这一争论持续了百年，过去半个世纪，处于剧烈变革时期的中国，仍在苦苦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曾经的乌托邦

官方哲学主张物质决定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意识、观念及社会政治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此外，意识反过来也可以影响物质。极少数人作为先知先觉者，可以用先进思想改造群众，精神一旦完成革命，就可以焕发出无穷力量，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这是现代中国革命传统的主要哲学依据。它强调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认为通过改造人的思想，可以建成新社会。

上世纪70年代末，这种乌托邦理想破灭了。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反思的年代，部分人把"文革"之祸归咎于中国有几千年的专制文化传统。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是民主的、科学的，这样的传统注定了西方会建立起现代宪政制度，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

其实，这种文化决定论并不是新东西。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曾对中国文化传统痛加批判，认为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文化落后。新文化运动时有人主张把中国书扔到茅厕，为1980年代划上休止符的《河殇》则要中国全面转向西方的蓝色文明。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人们又放弃了文化决定论，进入了制度决定论时代。随着市场经济获得承认，比较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学和法学成为显学。制度决定论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设计合理的制度。好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制度则可能使好人变坏。

因此，只要碰到社会问题，舆论马上就呼吁改进制度。正是在这种思考方式的引导下，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制度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包括承认私人产权、市场制度、民主与法治制度等。

不过，在法治国家运转良好的制度，在中国有时却产生了令人失望的后果。制度决定论者相信，橘变为枳的原因是，优良的制度如果缺乏相应的制度配套，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因此，唯有进一步完善已有制度，并引入配套制度。

这种认识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扭曲的制度使人的行为也趋向扭曲，那么，生活于不合理制度之下的人有没有可能进行变革，变革的动力何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制度决定论陷入某种困境。

于是，过去十几年来，?来进行变革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被省略了。假如非说不可，一位年轻学者给出的答案非常有代表性："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当人群中哪怕是个别道德感较强的人恰好出现在某个关键决策部门时，他也许会给我们的制度改革带来关键性的第一推动力，正如邓小平对于当初的改革开放所起到的关键性推动作用一样。"

这真是奇妙的逻辑跳跃：制度决定论突然变成了英雄创世论。当然，?也不能排除出现这种"第一推动者"的可能，但把国家的前途交给偶然的命运、运气，显然是很不靠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