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社保所所长何平向媒体透露，政府计划逐步将男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延迟至65岁，一时间在坊间引起轩然大波。某网站民调显示，90%的人反对此项可能实施的政策。这个提议的最早执笔者人大教授郑功成，近日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专访，回答了相关问题。何平将此政策的目的，总结为能解决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巨大的老问题。而郑功成认为此政策的拟定，并非取决于养老基金是否充足。他把这种解释称为是“公共政策实用化”的表现。

一个被经济理论主导的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估量一项政策的代价时，不在意人们常说的社会代价或人的精神成本。政策的制定者，如果只从经济成本来考量一个政策是否合理，就很难获得认同。中国本来就有颐养天年的文化传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如何考量或倡导“延迟退休”，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如果只把“延迟退休”当成缓解政府资金危机的经济政策，势必引起民众的反感。

在延迟退休年龄问题上，政府至少要算以下几笔账:首先是就业账，按2007年统计，每年退休人员在300万左右，即使减去专家所说的返聘，相信至少可腾空200万个工作岗位。每年至少有800万人找不到工作，这些自然减员的岗位显然是珍贵的。

其次，是企业和政府的成本账。老人的工资福利成本，肯定要高于刚就业的年轻人，但会相对地减小培训成本，两者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点。

三是，实现目标的几率。和体力关系不大的知识岗位和公务员，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毕竟极小。“延迟退休”可能延迟的大部分是需要体力的工人，而真正能工作到65岁的行业，究竟占到多少比例？

除此之外，事关民众个人的成本账，政府更得计算，所谓“以人为本”就体现于这些细节。比如下岗工人要多缴几年社保金，他们是否愿意承担。再比如，工人群体即使提高了退休年龄，但囿于年龄和体力劣势，会增加被企业解聘的几率，这也得有足够预计。即使以上问题都解决了，还存在一个如何向社会解读、倡导的问题。如何实现与民众观念的良性互动，不引起相关群体和个人的恐惧和叛逆，也是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无论怎么延迟退休，60岁进入老年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发达国家多在人均GDP极高的情况下，才开始延迟退休年龄。即使这样，法国航空公司的机械师为抗议提高退休年龄至65岁，近日还举行了罢工。美国过去延迟退休的措施也极为缓慢，一年甚至只延长2至4个月，也是为了给民众一个心理适应过程。

所以，延迟退休年龄，不能只算经济账，还必须考虑社会成本和公众的心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