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所有的土地制度导致土地兼并成为不治之症

在双重所有制度下，谁的土地都是国家的，为凭借权力兼并土地提供了极大方便。

如果传统政治可以概括为“枪杆子里出政权”，传统经济就可以概括为“枪杆子里出地主”。所谓君主政治，就是凭借暴力掌握权力、凭借权力掌握土地、凭借土地掌握人民。历代开国君主在夺取最高权力的同时成为最大的地主，又通过赐田使王族和功臣成为不同等级的地主。历朝历代的大地主，主要是凭借权力形成的。从刘氏诸王到爱新觉罗子孙、从萧何[13]到李鸿章[14]、从跟着刘邦造反的亡命无赖之徒到八旗官兵，都是因此而成为地主。权力大小直接决定地主大小。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制度性的土地兼并。《通考·田赋考》中有一段引语:“（秦）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矣。”这是从事情的起源、从宏观层面看兼并，揭示了君主政治的基础就是制度性的土地兼并。

通常所谓土地兼并，是站在君主立场上看问题，指非制度性的土地兼并、在制度规定之外非法扩张土地。

在缓慢的土地制度进步过程中，总是迅速通过这种兼并形成大量的官有。民有尚未完成，官有已经到了极点，国家和百姓已经不能忍受，又不得不强行抑制兼并，同时也就阻碍、中断了土地制度的进步。例如明朝，洪武初年纳税耕地800余万顷，到弘治年间只有400余万顷，“百四十年耳，天下额田已减强半”。[15]后来张居正大权在握全力清丈，也只恢复到700余万顷。

双重所有制度下的土地兼并，既侵犯国家权利又侵犯百姓权利，既为国家抑制又为百姓反对。但是，君主本身就是最大的兼并者，国家的抑制兼并就表现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事情，一般只有开国君主凭借巨大威权才能办到，后来的君主多数只能是自己大兼并、别人小兼并，或自己不兼并、别人也兼并，甚至像放任贪污一样放任兼并，以换取政治支持。

“枪杆子里出政权”+双重所有的土地制度，土地兼并所以成为君主制度的不治之症。

双重所有使得国家（君主）成为最终垄断地主，掌握确定地租水平的权力。地租可以低、甚至很低，每个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召集流民、恢复生产，大都轻徭薄赋；但很快就迅速、大幅提

高，各种苛捐杂税、非法盘剥也层出不穷、汹涌而至。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国的地租水平较高。地租的高低一般以土地购买年来衡量，即多少年的地租总额等于地价。直到19世纪初期，我国地租的购买年大都在10年以内，有的仅4、5年。同期，英国为27——30年，德国为20年。[16]

总体看，古代地租水平保持了稳定上涨趋势。也就是说，古代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主要是被君主国家剥夺了。多数所谓盛世，百姓也不过是温饱而已。

孔老夫子很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苛政猛于虎。政治权力的剥削超过了经济权力的剥削，国家的剥削超过了地主的剥削。这时，土地对劳动者成为有害无益的东西。历代王朝末期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自耕农投献、依附大地主及逃亡现象，作为一种自发的趋利避害行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两千年来，我国经济能够一次次从残酷的战争破坏中迅速恢复但又总是不能越过小农经济的门槛，主要是地租水平增长过快、亦即君主国家依靠双重所有制度从土地产出中攫取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