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有服从国有，国有尊重民有——双重所有是君主社会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

双重所有并不是平等的，国有高于、大于民有，民有必须服从国有。春秋战国时的土地就开始自由买卖，宋元时的租佃权就可以有偿转让，古代土地制度一直相当灵活。但前提是服从国有。二者之间类似某种大小产权关系。

双重所有并不是租佃制，国有又必须尊重民有，不能像地主那样随便收回土地。像王莽（前45——23）和满清初期那样把土地完全当作君主所有而胡来，也不行。王莽改制是打着恢复上古公有制的幌子实行单一的土地国有，自然行不通。满清统治者“圈地”是以奴隶主所有的观念在长期双重所有的土地上恣意圈占，自然民怨沸腾。其共同原因是无视民有。

双重所有是君主社会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如同需要保持户籍制度的某些领主制成分，使得人民既是编户齐民、又是领民一样，也需要保持土地制度的某些领主制成分，使得土地既是民有、又是国有。这是最有利于君主政治的制度选择。

所以，开明君主都明确坚持土地国有，又努力维护土地民有，通过抑制兼并等手段巩固双重所有。

相应，造反者们的口号大多是“等贵贱，均贫富”，在经济上是以暴力打破兼并，在政治上是以暴力夺取土地分配权，也就同样是巩固双重所有。

在经济以农业为主、财政以田赋为主的庞大国家中，土地的双重所有不可能改变

双重所有，是在农业经济条件下能够有效平衡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土地制度。只要经济以农业为主、财政以田赋为主的基本条件没有改变，土地制度在任何方向上的偏离，无论是单一国有方向还是单一私有方向，都必然表现为或是影响农民利益直至严重打击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或是影响国家利益甚至直接削弱国家掌握粮食的能力，因而都会被实践迅速纠正。

长期以来，我们给这个问题赋予了极为浓厚的理论色彩。竖看历史，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我国的土地制度一直被赋役制度所绑架，仅仅是赋役制度的一部分。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制度开始摆脱财政束缚，这一点会表现得更加明白。

只有摆脱欧洲模式的束缚才能认识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

古代西欧的君主们从来没有掌握过这样强大的、统一的土地所有权。谁的土地就是谁的，君主的归君主，贵族的归贵族。所以，西欧一些国家很晚才形成统一的税收制度。所以，英国的君主才需要和贵族地主们商量税收

问题，税收也逐渐成为代议制之母。中国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但中国的皇帝从来不需要和地主商量税收的高低，中国的地主们更不敢有此奢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绝对不是一句空话。但皇帝这个地主又绝非一般的地主。他兼具君主和地主双重身份、享有君主和地主双重权力、占据君主和地主双重优势。在经济制度层面，这是中国君主社会和西欧君主社会的主要不同。

在西欧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很难理解、很难解释这样的土地制度。如果只准用西欧理论来解释，就难免会突出和西欧相似的历史事实、忽略和西欧不同的历史事实，也就难免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双重所有的土地制度培育了辉煌的古代文明

双重所有以权利明确的国有取代了模糊的“公田”，成为庞大的统一君主国家的基础。君主的一切权力，都建立在这种统一的土地所有权之上。没有这种权力，君主就很难成为统一的君主。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绝对的、单一的私有制。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它威胁君主权力、威胁国家统一。

双重所有以权利明确的民有取代了模糊的“私田”，在君主政治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适应了小农经济的需要，尽可能地利用了劳动者为自己劳动的积极性，前所未有地解放了生产力。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绝对的、单一的国有制。因为，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它效率太低。

双重所有又为集中财力提供了制度基础。中华文明的许多标志性成果背后，都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力量。

双重所有土地制度，既适应大——统一的君主国家，又适应小——分散的小农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既能保证统一国家的经济需要，又能保证老百姓得以温饱。长期领先的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