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田不治”动摇了部落领主掌握所有权的公有土地制度

如同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引导人们抛弃了分封制一样，引导人们抛弃井田制的是“公田不治”。

大约西周末年，以铁制农具为主的生产技术提高使得劳动积极性开始明显影响土地产出，“公田不治”成为普遍、突出的社会问题。“公田”产出归领主、“私田”产出归领民，领民在“私田”的劳动积极性比较高，“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4]“公田”自然如《诗经》描绘的那样“维莠骄骄”、“维莠桀桀”，严重荒芜。

战国时的改革家李悝曾经测算:如果“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斗）；不勤，则损亦如之”。[5]当时魏国一亩地一般可以产粟一石半，亦即“勤谨”时亩产可达一石八斗，“不勤”只有一石二斗，劳动效率对产量的影响高达40%。[6]且领主只能获得“公田”的产出，这个40%就全部是对领主所得的影响。

如何调动积极性、使劳动者一心为“公”劳动，从此成为统治者面对的基本难题。

较早突破这个难题的是周宣王（前827——前781）。他改变“公田”、“私田”相对固定的制度，在全部地块中选择长势最好的地块作为“公田”。这就是《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所谓:“时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但这只考虑了领主的积极性而没有考虑领民的积极性。熟悉农业和农村的人都明白，这就必然导致领主和领民之间普遍而长久的、零碎而坚韧的博弈，呈现程度不同的游击战状态。这种操作上的困难，迅速淘汰了这个办法，改为不分“公田”、“私田”的一律“履亩而税”，即依照领民每人耕种土地的面积稽征赋税（地租）。

“履亩而税”打破了“公田”、“私田”的界限，以“宣王即位，不藉千亩”[7]为标志，“公田不治”动摇了由领主掌握所有权的公有制。

“履亩而税”是各诸侯国自觉的制度选择

从齐国“相地而衰征”，到秦国“初租禾”，春秋时期，各主要诸侯国普遍实行了大同小异的“履亩而税”。

但是，这一期间周天子已经不能控制各诸侯国，他在王畿实行“履亩而税”，对各国既无约束力也无号召力。亦即，各主要诸侯国普遍实行“履亩而税”如同实行郡县制一样，是自觉的制度选择，是“世界”潮流，是大趋势。

如同郡县制一样，这两项影响重大的制度变革，都不是秦始皇统一后借助中央集权开始推行的。亦即，决定我国君主社会面貌的基本制度大都是在春秋战国期间就已经确立。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这两方面的工作，不是除旧布新的革命，而是在既有基础上的肯定、规范。如同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一样，不是从无到有的新建，而是对战国长城的连接、维修。在所有这些方面，秦始皇更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些雄心勃勃的诸侯当中的一员，所不同的是他成功了。将这些完全归功于秦始皇，是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思路。

“履亩而税”推动土地制度迈上了双重所有的漫漫长路

“履亩而税”后的土地，私有？国有？

如果认为从此就私有了，等于说领主们自动放弃了对“公田”的占有权，实行了一次悄悄的自我革命。如果认为从此就国有了，等于说领民们自动放弃了对“私田”

的占有权，实行了一次默默的无私奉献。这两种假设在逻辑上、事实上都不能成立。

这是一个从欧洲模式出发而产生的问题。如果抛开模式化社会发展理论的限制，如果从中国国情出发，可能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例如后来主要当事人之一的秦始皇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宣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8]在新的国家中，国土完全归国家（君主）所有。相应，耕地也不再是领主和领民分别占有“公田”和“私田”的公有制，而是依靠严格的田赋、户籍制度一律归君主国家所有。

但是，秦始皇又下诏:“使黔首自实田”。[9]这是命令黎民百姓自动向新的统一国家申报、登记个人占有耕地的数额，作为国家征收赋税的依据，既是国家行使它的所有权，又是以法律形式、公开承认黔首的所有权。

这时，土地自然地、顺理成章地成为既是国家（君主）的又是黎民百姓的。显然，秦始皇不认为这有什么矛盾。他通过扫灭六国、推行郡县制在政治上取代了各诸侯的领主位置、并将其集中成为唯一的君主位置，在经济上继承了领主们的土地所有权、并将其集中成为君主所有权。同时，领民们继续保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只是从不同诸侯的领民变成了统一君主的黔首，缴税的对象从各自的领主变成了统一的君主。

“履亩而税”后的土地制度和部落领主掌握的公有制的不同在于:不仅不排斥反而包容了领民的所有权，同时又延伸了领主的所有权，所形成的是双重所有的土地制度。

对领民而言，包括原有“公田”在内的所有的土地都成了私田，以享有土地支配权和交纳赋税之后的全部产品的形式行使所有权，得到了更加广泛的通过劳动增加收入的权力。

对领主而言，包括原有“私田”在内的所有的土地都成了公田，以掌握土地分配权和享有赋税的形式行使所有权，得到了分享所有劳动收入的权力。统一后唯一的领主成了皇帝，皇帝既是君主又是地主，赋税同时又是地租。

非国非私，亦国亦私，产量增长开始成为对国家和私人都有利的事情。这应该是有可靠文字记载历史上的第一次生产力大解放。作为解决公私矛盾的办法，或是华夏民族政治智慧的较早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