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

在肯定农村改革成绩的同时，的确也要看到未来深化改革的艰难。经初步梳理，我列出未来一个时期在农村改革方面需要重视的十二个问题。这些问题相互有关联，有的也不完全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这里分别把它们列出主要是方便讨论。

1如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目标？

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很重要。怎么才算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我看最终标志是两个，一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要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二是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当的公共服务水平。有了第一条，政府规定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这样两个新农村建设目标就算有保障了；有了第二条，政府规定的“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态良好”这些公共目标也就有了保障。但在我国多半人口居住在农村的情形下，这两个基本条件的实现需要克服相当的困难。

克服这个难题的关键，我以为要在城市方面做文章，就是我最近几年总爱讲的，要实行积极的城镇化政策。

今后还应按照中央已经确定的方向继续深化改革。我看需要在两个方面有所加强，一是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适当再快一点，现在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速度是1.6%，转移的形式应该包括长久转移，而不是现在常见的候鸟式转移。二是要加大国家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但对资金的使用数量、结构以及支持目标的确要认真研究，要讲社会经济效益。做好这些工作也要深化改革。

实行积极的城市化政策重点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劳动管理体制，调节劳资关系，增加城市就业机会。三是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探索用“以土地换住房”和“以地租换保障”等多种途径解决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四是改革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祛除僵化的“设市标准”控制。

2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对农民收入问题稍有研究就可以发现，农民收入和他们的劳动时间成正比。农民收入低的直接原因是他们就业不充分。

我国耕地的保有量目标是18亿亩，而我国农户总数约2.4亿户，平均每户耕作面积大约7亩。在这些农户中，约20%的农户从事“设施农业”，生产畜产品、水果、蔬菜、花卉等农产品，他们因大体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年工资收入和投资收益，其家庭总收入可以接近城市平均水平。其余80%的农户主要从事粮食生产，来自农业的收入平均每户大约在3千—5千元。这些农民是穷人，他们不仅不会有较高的私人生活水准，也没有能力承接较高水准的公共服务。由这样一些农户构成的居民点———村庄，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

能不能在户均7亩地上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来增加农民收入？非常难。良种、灌溉、化肥、除草剂和小型农业机械等技术是规模中性技术，但这些技术的应用对农产品产量进一步增加作出贡献的潜力已经不大，其显著作用是节约农民的劳动时间。从我们的调查看，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劳动节约技术。这种技术进步的综合效果是提高农民单位劳动时间的收入，从而增加农民的隐性失业；如果农民不能利用节约出的劳动时间从事其他工作，这种技术进步就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能不能在户均7亩地上通过改造农业组织结构来增加农民收入？也很难。农业生产的组织结构的进步在我国被冠以“农业产业化”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它是指建立在农业专业化基础上的农业经济的一体化。事实上，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后果仍然是让农民节约了总的生产时间，而不是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

3如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前不久，一些媒体关于粮价、粮食危机的议论让人嗅出了一种别样的味道。

目前，粮食危机真的逼近中国了吗？我看没有。道理很简单，中国去年产粮1万亿斤出头，去掉其中的种子，人均占有粮食也在700斤左右。中国更有畜产品、水产品和其他替代粮食的产品，人均消费粮食充其量也就400斤左右，城里人平均消费粮食充其量不到200斤。中国粮食还有超过安全警戒线的储备水平。总体上看，中国粮食市场大体均衡是有保障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流通基础设施完全可以应付局部发生的粮食供需的短期不平衡。

更深入地看，只要一个“比较静态分析”，就可以说明粮食供求的平衡问题。如果需求是刚性的，那么，供应能否满足，完全看我们能支付什么样的价格。资源约束越大，价格就越高。从实践看，对过去粮食生产的分析表明，对我国粮食产量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因素是粮食价格，这也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当然，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特别是农业领域的国家投入，影响粮食生产的成本，从而影响粮食供给曲线。从目前的形势看，尽管我们为粮食生产付出很大代价，包括国家财政代价，也包括环境代价，我们还都可以承受，所以短期内不会有粮食危机。

我们讲不存在粮食危机，并不是希望政府强力打压粮食价格。相反，粮食价格涨一点也有好处。国际市场粮价高企，与我们国内粮价的差距如果太大，会刺激不法商人走私粮食出境。粮价高一点，能更有效地激励粮食增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