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以来，一系列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去职，舆论对这次问责风暴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央视“新闻1+1”节目以《问责风暴》为题，对当下风起云涌的行政问责现象进行了解析。（9月24日《广州日报》）

央视在节目导视中提出的几个疑问，我认为相当有代表性:免职之后的官员究竟该何去何从？面对免了领导，却免不了的事故，行政问责如何才能有更好的效果？在我看来，这两大疑问是互为呼应的——— 前者的答案，或许会对后面问题的解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一个说法:官员免职后的去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问责的效果。

责任官员被免职后，不予重用或干脆不再起用，当然更有杀一儆百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的干部考核体系中，官意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一旦“免职官员难以官复原职”成为制度，该制度很可能会被上级所慎用。当下问责“风暴化”的现象已经证明，行政问责制度的施行已够谨慎，远未形成常态。

问责风暴在少数地方曾掀起过，本轮风暴则是全国性的。这从一个侧面证明，问责远没有形成气候，否则它不会成为风暴，更不会成为重磅新闻。综观历次问责风暴的特点，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值得注意:问责太多是由官意主导的，而不全是民意推动的。官意若不主导，行政问责就很难进行，更别提成为常态了。这点正是行政问责效果不彰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评论指出，行政问责应当立法，才能促使其常态化。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法律依赖的思维。行政问责的法制化固然有必要，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代表民意的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也仍然能有所作为。他们完全可以依法主导行政问责，并促其常态化，最终实现问责效力的持久性。

行政问责制通常被划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党内对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行政系统对行政官员的问责。异体问责，则指民意或民意机关对法定监督对象的问责。由于同体问责被指属于内部问责，而且问责是否启动、何时启动，明显受到官意的影响，因此其效力并不被广泛看好。但在异体问责中，民意机关长期缺位，甚少主导官员问责，从而导致这一问责形式未能成为主流。因此，激活这一民意主导的问责形式，显得至关重要。

民意问责，并不是要将一些不信任官员“打倒”；恰恰相反，异体问责成为主流，才会从根本上警醒官员、挽救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问责风暴问倒太多官员，也暴露了一些遗憾——— 正是问责没有成为常态，才使得一些原本可以变得很优秀的官员放松了责任意识。可见，由代表民意的人大主导问责，无论对官还是对民，都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