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年底，一份长达数百条的民营小企业湘涟公司“请客送礼日记”在网络上曝光，湖南娄底涟源市这家烟花爆竹销售公司8个月内的每日送礼情况展现在世人面前。2008年4月，娄底市纪委调查结果已经明朗，送礼日记基本属实。(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8版)

“送礼日记”折射出的是权利与权力的事实上不均衡，是公民或企业社会权利的严重缺位。正是这种权利的缺位导致这种权力庇护主义关系的滋生。或者说，“送礼日记”是公民或企业的一种所谓“非制度化生存”困境的体现。

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具体博弈。

而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环境缺乏对企业活动“制度化保护”，形成一些官员与企业主个人之间、公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并从而形成“非制度化生存”与权利贫困的恶性循环。“送礼日记”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生动鲜活的案例。一方面，“送礼日记”为我们揭开了公权力下的一个“潜规则”景象。另一方面，在揭露之后，我们担忧这个“吃螃蟹”者在今后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生存环境，如果不能改变权利贫困的状况，那么，很可能会遭遇“暗算”，会成为一个潜规则下的另类而遭遇“逆淘汰”的命运。

可以说，社会成员的权利越是缺位，社会生活的制度化程度也就越低；而社会生活制度化程度越低，对于建立庇护主义关系的需求就越强烈。所以，“送礼日记”的警示意义，不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而是在于制度层面的改进，在于如何给企业一个制度护佑与呵护之下的生存环境，拯救其于“非制度化生存”的困境，在于如何使他们尽快走出这片“权利贫困”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