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前途难料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另外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今年上半年GDP增长率是10.4%，同比下降了1.8个百分点。有观点认为一旦经济增长速度低于10%，中国经济就会坠入衰退的深渊。这要求货币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从紧缩转向稳健，其背后的实质性含义是应该“松一松”。

来自两个方面的证据似乎能够表明紧缩货币的后果。第一个证据是中小企业，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一带以出口为主的中小企业，面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是贷不到款，二来因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影响，出口成本上升，同时，在出口退税方面的优惠减轻，导致大批企业濒临倒闭；第二个证据是房地产行业，决策层担心房地产企业资金链一旦断裂，有可能会造成房地产市场的崩盘，进而造成中国特色的“次贷危机”。因此房地产企业和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企业有动力抱成团，希望“改变目前紧缩的货币政策，适当放松信贷给经济注入活力”。

今年7月以来，中央高层陆续到地方考察。同一个时期，如此多的中央高层官员到地方调研经济工作，是比较罕见的。这也透露出决策层对宏观经济的担忧。根据决策层最新的指示，首先要保持经济比较快的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下一个课题才是抑制通货膨胀。从中传递出的信号是，宏观调控应该从“防通胀”转向“保增长”。这一转向的基础是，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损失要大于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把“保增长”放在“防通胀”之前。

要“保增长”，较为简单的方式是放松信贷，这与当前的宏观调控思路相反。央行之前不断调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意在收紧银根并且管住信贷，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现在放松信贷，有可能前功尽弃。为此有不少意见指出，是否可以调整信贷额度的结构，例如将原先侧重于大型国企的思路调整为偏向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的思路。这样一来就在信贷总量未放的情况下，改善了信贷使用的效率，使得中小企业能存活下去。不过，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并非治本之策。

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时期，淘汰一批低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在为产业升级进行铺路。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对企业放行贷款，可能会拖累中国经济整体转型的进程；另一方面，银行市场化改革以来，风险自担责任自负是改革的题中之义，在目前的情况下之所以中小企业拿不到贷款，也有银行风险控制的因素在里面，也就是说银行怕风险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而调控信贷配额要求向某一方向倾斜的做法，还是一种计划指令。从这个方面来看，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实际上，要明确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光鲜外表下，掩盖了不少隐形的成本。例如长期劳动力价格被低估、环境成本以及贫富差距在城乡和东西部之间拉大等，这些因素将在今后逐渐影响中国经济，可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而经济放缓必然会带来损失，但这些损失会分散在今后几年内。而当下的通胀压力却是直接的，如果通胀不能缓解的话，就可能在短期内造成经济不稳定，从而长期的经济增长也难以得到保证。

因此有理由认为，要保证长期经济增长，应该继续稳定货币对抗通胀，同时深化金融改革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