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由于有正确的人口政策和生育文化支撑，虽屡受征服，但却一直延续下来了。比如晋代五胡乱华之后，人口锐减，逃到南方（东晋）的汉族人口可能只有三百万左右，留在北方的汉族也只有几百万。但北方各族竞相残杀，人口减少（有些民族还几近灭绝），最后鲜卑族成为最大的赢家。鲜卑族地位高，从事军事，藐视农耕，结果在内讧中，人口减少；汉族地位低，从事农耕，有着顽强的生育文化，人口不断增加，重新获得人口优势，鲜卑皇帝北魏孝文帝不得不实行汉化政策。为了补充兵源上的不足，北方鲜卑政权不得不大量起用汉军，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加上南朝汉族政权的的主体汉族人口，隋唐的时候，汉族占有绝对多数，从而避免了“黑暗的中世纪”出现在中国。

唐朝时期吐蕃（西藏）人口众多，非常强盛，当时苯教使得藏人勇而好斗，是唐朝的最大的威胁，唐朝只好采纳和亲政策。自七世纪后期起，西藏军队开始进攻中国唐朝的边疆地区。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实力下降，人口降低到1700万；西藏人口有800万，西藏军队曾经于公元763年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唐德宗采纳“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使吐蕃四面受敌，吐蕃才无力大举攻唐。但是其后，西藏喇嘛教兴起，大量人口出家为僧，人口减少。2000年全国人口12.6亿，藏族人口只有541万，只占中国人口的1/233。

风水轮流转，真理在不断重复（文艺复兴之后希腊的科学文明重新回到欧洲大陆），谬误也在不断重复。比如亚里斯多德的错误的“最适人口理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等都在1970年代成为全球思潮，希腊的“优生优育”理论现在正被中国付诸实践。人类太不长记性了！

二战之后，由于婴儿潮等因素，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美国昆虫学家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爆炸》（1968年）中预测，由于人口增长，粮食不足，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饿死数亿人。他认为美国2亿人口已经是极为过剩了，他希望“美国不再发展”，希望看到全球人口从35亿降低到5亿，美国的人口从2亿萎缩至1.35亿（注:美国现在人口超过3亿）。

法国的A.索维（1898～ ）和美国的J.J.斯彭格勒(1902～ )分别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以保持“适度人口”，这是现代“适度人口”理论。这一理论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索维自己后面也否定了“适度人口”理论。宋健等（1981）从食品等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认为中国适度人口在7亿以下。其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适人口不断增加，比如300年前中国只有数千万人口，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比现在13亿人口要少。田雪原（1981）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其实就业取决于生产，而生产取决于消费，消费取决于人口，人口少的话，就业机会也少。美国人口3亿，失业率为4.8%；巴西面积相当于美国的91%，人口1.9亿，只相当于美国的63%，但是失业率却高达9.6%。因此失业率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关系。

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学者聚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俱乐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并对第三世界进行了不合理的贬斥。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

外界批评罗马俱乐部具有极端马尔萨斯主义和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是欧洲权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鲁精英的联盟，该俱乐部发表警告是基于政治动机，而非科学事实。有人甚至把该俱乐部与一些国际阴谋联系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然而这些批评并未降低罗马俱乐部的影响力，《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卖出了三千万本。

《人口爆炸》和《增长的极限》掀起一股全球控制人口的思潮。台湾、新加坡、韩国、甚至穆斯林国家伊朗等都在这种思潮下积极控制人口（提倡二胎）。联合国从此开始通过人口基金宣传、赞助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2008年世界人口日之际联合国还在强调计划生育减缓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

中国于1971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1980年更是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同样是受到这股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影响，1976年印度也实行计划生育，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历年的竞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敢提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有年轻、合理的人口结构。

可见，希腊人口理论与现代计划生育理论非常雷同。

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增长的极限》是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为标准，呼吁停止人口增长；索维认为，“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宋健从食品角度、田雪原从就业角度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中人口的过于膨胀与财富的过分增长一样不利于城邦的稳定，他提出财富和人口的“零增长”理论；《增长的极限》从资源、环境、粮食角度出发，得出了人口和财富的"零增长"的结论。

由于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从1980年的22.4%下降到2005年的19.3%（19世纪初曾占全球40%，20世纪初占全球25%），并且近年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的10%，意味着今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生育率随着社会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下降，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比韩国和台湾省落后20多年，现在台湾和韩国在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只有1.1左右。目前中国大陆每年只出生600万左右女孩，如果不及时调整人口政策，很可能二十多年后像韩国和台湾省现在一样每个妇女只生1.1个，那么每年只生600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一个传统上占全球人口1/3以上的伟大民族将萎缩成无足轻重的小民族！

唐太宗说过，“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应该吸取希腊人口政策的教训，果断调整人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