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七月，中国官员选拔“新政”热浪袭来:

在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铺开民调“大手笔”，委托国家统计局在全国三十一省区市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八万份问卷下发民众。

在上海，中共上海市纪委、市组织部等发出通知，要求将职代会民主评议结果作为对该市有关单位领导奖惩的依据之一，领导人员“称职票”低于百分之六十可能被撤职。

在贵阳，二十名干部正同台“竞技”，进行当地电视直播的演讲答辩和民意测验，角逐该市四个区(县)的“一把手”。

民调、民意、公信度，被主动纳入干部任免的标尺，并付诸实践，引发热议。网上、民间一片叫好声中，某些中国官员也开始发出“做官难”的感叹。

就在中组部“干部满意度民调”的举措公布后，一位地方官员即私下抱怨:“这官越来越难做了，不仅要唯上，还得唯下。”从其话语间可以看出，目前想在中国官场获得升迁，仅靠“听上级话、站好队”是远远不够的。

以往，“听招呼、听指挥”是为官的“第一要诀”。“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更多时候则是”不说不做不犯错”。于是乎，除了贪官污吏为民痛恨，庸官、太平官也大有人在。

如今，时事变迁。置身官场，官员的眼光不仅要向上看，更得往下看。仅以汶川大地震为例，一批不作为、不尽职的四川官员被就地免职，即为其继任者和同行们敲响了警钟。贵州瓮县等地发生恶性群体事件，一些官员丢了“乌纱帽”，一大原因便是漠视民意、招致民怨。

人们注意到，无论是昆明市委书记仇和铁腕新政的高调，还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组织官员电视辩论的创新，打破陈规、以民为本、尊重民意已成为中国政坛新星们不得不修炼的不二法门。

此次中组部开展干部满意度的民调，虽限于组织工作及组工干部，但因其“第一次”、广泛性、委托“第三方”进行民调等，仍备受关注，解读为中共选拔干部理念新变革、贯彻以民为本执政理念、决心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并不为过。

不过，在官场有所“震动”，民间为此欢呼时，对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民调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发挥效用，此间观察家乐观其成，但仍抱持一种谨慎观望的态度。

——如何确保民调的真实性、独立性、公开性？虽然中组部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民调的正常进行，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句坊间讥语并未过时，仍令人警惕。

——民调结果如何与官员任免挂钩？这一点并未明示。民众希望民调更公开、更广泛、更准确，也希望“民调结果”真的有用，而不仅仅是走走过场、参考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