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慈善境界其实不比盖茨低

邓清波

如何捐“身家”,怎么才能捐,是否什么都能捐?……富豪比尔·盖茨捐出自己全部财产后,连日来,广州市慈善会也接到一些热心群众询问。广州市慈善会秘书长卢贝拉表示,广州虽然没有比尔·盖茨这样的富豪,市民行善时也很少宣扬和表达捐献情结,但也有市民慷慨乐捐,甚至也捐过“身家”。

譬如大东街有一位老人屡屡为四川地震灾区捐出自己看病的钱；2005年从救助岗位退休的独身老人李广阳为公益事业共捐出了30多万元,“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毕生的积蓄。”(7月5日《广州日报》)

这一现象,发人深思。它用事实驳斥了一种说法,即有些人认为中国原本就缺乏慈善传统。

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传统慈善美德,直到近代,民间还有许多慈善捐助形式,如大户人家逢年过节给贫民施粥等。而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等理念,更是催生慈善精神的动力。

所以,中国的慈善文化曾经也很发达,断定中国人根本就缺乏慈善传统,这昧于事实,也给人以文化自卑感。然而,我们也应当承认,今天的中国还有许多“为富不仁”的现象,日前有报道说,纵然是那些在公众面前做出慷慨好施的人,诺而不捐也是慈善潜规则。所以,现在的中国人在慈善精神方面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升,慈善传统遭到冲击、遏制,这也是客观事实,没有必要讳言。

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有些原因是很明显的。首先,中国整体经济水平仍然不发达,“少数人先富起来”也不过是近30年的事情,刚刚摆脱贫困的国人显然还不具备经常乐善好施的实力；其次,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一些贪图享乐、自私自利的腐朽思想沉渣泛起,国人整体文化素养偏低,也影响人们的慈善精神；再次,有关慈善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使慈善事业缺少制度的保障。政府在发展慈善事业方面也负有很大责任:一方面政府受传统思维影响,习惯在百姓生活的各方面大包大揽,客观上压制了民间慈善文化生存发酵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匮乏,譬如医疗、养老保险体系的不完善,使得许多公民对自己的生活都有担忧,又谈何捐赠呢?

上述这些原因中,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道德和文化发展水平、慈善法律建设水平,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等,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都会水涨船高,对此人们应该有信心。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比尔·盖茨这样的巨富之善,但中国人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所以比起生活在慈善氛围、法规建设等各方面都很健全社会中的比尔·盖茨来,更加难能可贵。譬如广东省的这些好心人,有的是在自己无钱看病、生活清苦的情形下捐出积蓄,尽管他们捐赠数目不多,但他们的慈善境界其实比盖茨更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