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但他的讲话精神，通过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文章传达出来了。从1991年2月15日（大年初一）开始，皇甫平接连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四篇评论，第一篇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第二篇是3月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第三篇是3月22日发表的《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第四篇是4月2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针对北京铺天盖地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浪潮，皇甫平的文章驳斥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文章发表之后，遭到北京一些媒介合力围剿。我这里举出一些文章:《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姓资？》、《问一问姓社姓资》等等。这实际上是向邓小平理论挑战。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形势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很多人为改革开放捏一把汗。

邓小平面对这种形势，也十分焦虑。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候思考的问题，有如他在“文革”中被下放江西的时候，在著名的“邓小平小道”上的思考。邓小平当时已经88岁高龄，时间留给这位老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庆幸的是，老人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用了最后一把力气，推了中国一把。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一下子把形势扭转过来了。凡是从1992年过来的人，都能回忆起邓小平讲话激起的改革开放的热潮，人们一下觉得阴霾廓清了，思想解放了。真正的邓小平时代，也是从1992年开始的。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这就是用市场经济重塑中国经济体制。

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提出了经济体制的模式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对猖獗一时的“左”的思潮给予了有力回击。

第二次争论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标志性事件和人物:

一、1992年4月25日，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中央党校发表反“左”讲话，震动朝野，这是来自高级领导人的最犀利的反“左”檄文。

二、上海股票市场一飞冲天。

三、下海潮。

四、个体私营经济爆炸性增长。

五、党中央、国务院实行一系列改革开放新措施，比如开发浦东等。

六、1993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即“50”条。《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绩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要求展开税制、外汇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这比1984年的《决定》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七、经济增长摆脱了前两年徘徊在5%左右的局面，1992年当年增长13%.

八、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对留学生的宽容政策，欢迎留学生回国，“海归”逐渐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