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央党校展开了一个活动，就是总结“文革”期间的“党内路线斗争”。怎么判断路线斗争的是非呢？学员中出现了两个标准，一个是以毛泽东指示为准，再一个就是“文革”的实践为准。两个标准显然打架。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党校研究室决定写一篇文章，说判断是非只能有一个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这就是实践。由孙长江执笔的这篇文章接近完成的时候，《光明日报》送来一篇南京大学胡福明写的文章，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请党校帮助修改。最后由孙长江把两篇文章捏在一起，就整合成了见报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不是单纯阐述理论，它的现实针对性很强。比如文章说:“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显然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文章发表之后，遭到了“凡是派”人士猛烈指责。当时压力非常大。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支持。5月30日，邓小平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开了36天。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问题。但当时成千上万的冤案压在人们头上，非常紧迫。开会第二天，陈云就提出六个问题，包括薄一波、王鹤寿、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的冤案应该平反，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等等，引起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同志纷纷响应，并且提出了更多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比如“二月逆流”冤案等。这就打破了原来的议题。

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北京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和通稿，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会议开到11月25日，华国锋讲了10点，包括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薄一波、陶铸、杨尚昆等同志平反等等。25日之后，很多同志在会上发言，点名批评汪东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压制讨论。接着，在会议上，围绕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又展开了长时间激烈交锋。辩论的结果是，“两个凡是”失败了，实践标准胜利。

邓小平在这个会议闭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在这个会议的基础上，12月18日到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全会公报还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要着手认真改革，这是在中央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词；公报还说要努力采用各国先进技术经验，这就是“开放”。所以，现在我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经过第一次大争论，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我举出一些标志性人物和事件作一些说明。

一、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

二、小岗村包产到户。

三、成立特区，杀开一条血路。

四、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制度改革的命题，批评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职务终身制和特权等5个弊端。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个讲话里说:像斯大林这样破坏法制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评价。后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这篇文献指导下往前走。

五、个体、私营经济破土而出。

六、1984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们回顾一下，1977年的十一大报告说:“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粉碎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说:“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1984年的《决定》说:“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往前走了一步，是一个突破。

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八、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出双轨制。

九、农村在80年代中期开始海选，大约90万个行政村的村民开始选举村委会。

十、文化方面的变革，包括《伤痕》、《班主任》等小说问世；邓丽君、李谷一通俗歌曲唱法的争论；朦胧诗的争论；星星美展的争论；话剧《于无声处》、《“炮兵司令”的儿子》的争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