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根据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确认，汶川地震已造成19509人死亡，遇难人数估计在5万人以上。如此巨大死亡触目尽心，仅次于昔年的唐山大地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面对遇难者遗体时，几度落泪，三度鞠躬，表达了深切哀悼之意。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前往灾区视察。

连日来，诸多人士一再撰文要求政府降半旗致哀，告慰死难者的在天之灵。在如此巨大的死难和巨大的民意面前，降半旗已经显得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倘能实现这一宏愿，则无疑是五星红旗第一次为无名死难者降下。但是，即使达到国旗致哀的目的，也显薄情，也还远远不够，仍然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哀伤和痛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早在1998年洪灾肆虐中国，就有人提议为死难者降半旗，自此之后，每逢重大事故发生，这一建议始终没断。在1999年5月北约轰炸我南联盟大使馆造成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记者遇难时，中国国旗终于行使了宪法所赋予的降半旗致哀的义务。遗憾的是，其它任何天灾人祸造成的死难还是没能得以贯彻。

韩国6月6日显忠日甚至用中国国旗为其先烈降半旗，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国际上为死亡几十人，上百人降半旗志哀的举动比比皆是，给生命以尊严，给牺牲以敬意，彰显人文关怀和危机意识。在东南亚海啸灾难时，一些欧美国家为不是自己公民的死难者降半旗。

多年来，有人不断呼吁纪念抗战先烈也应该降半旗，但是并没能奏效。应该看到，国旗作为一种国家象征，并不具有人的感情，最重要的是活着的我们如何表达。南京、沈阳这两个日本侵略的重灾区纪念抗战鸣警报过程中，绝大多数行人连起码的肃立也没有做到，显然这种草率和无所谓，弱化了纪念本身的严肃性和庄重性。

汶川震灾，深可哀痛。诚然，降半旗志哀可以慰藉生者告慰亡灵。但是仅仅如此，仍显薄情和血冷。在降半旗致哀的同时，还需人性化的纪念相辅相成，方能使大悲成为大爱。

可以想见，当我们最终拯救了所有的受害者和受伤者，肯定隆重地加以纪念。因此，应该在与地震发生的同一时刻或其他合适时间，用一分钟或三分钟警报声提醒人们注意和实施，公职人员、学生等各行业人员，甚至是路人保持肃立，而面对国旗同样应该肃立。当天也应该取消娱乐活动和节目。或将蜡烛点燃，默默地为同胞祈祷。没有这些，低垂的国旗显得孤独而乏力。

发生地震之日的“5·12”， 谐音“吾要爱”，可谓天作之合，我们应当永远的牢记。这一天可以作为“关爱节”，在每年这一天关心受难者和弱势群体，展现中华民族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礼仪水准。倘如此，这是逝者最大的离去价值。

从为领导人降半旗、举国默哀，到为震灾死难者同样如此，这是对死者的追悼，对生者的慰藉，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无疑可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而铭刻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