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世纪:新兴的网络民族主义

在2002年和2003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件，使得在一些青年中间反日情绪高涨，在一些城市还有一系列小规模的反日游行，但更多的反日情绪和言论是出现在互联网上，由此出现了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由于有关言论基本上都是发布在互联网上，所以国内和海外发明了一个新词:“网络民族主义”。有人把这一次的新民族主义的特点归纳为:一、与极左思潮不同，不支持专制主义；二、与锁国主义不同，反对媚外但不排外；三、与暴民政治不同，没有组织形态。

“网络民族主义”这个词很有意思，确实，由于网络巨大的、快速的传播功能，它为人们表达和宣泄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平台，同时，它使这种表达发生在网络上而不是造成在街头和广场上的聚众和示威，因而有可能显得平和、有节制。当然也不一定就是这样，今年3月以来的民族主义，除了是“网络民族主义”以外，还应该加上“手机短信民族主义”，但它表现得并不平和节制，它的匿名特征为不负责任和夸张的激烈态度提供了空间，而且，我认为这种形式的宣泄很有可能对我们民族的国民性和心理素质造成坏影响，使一些人的言论和行为不一致，容易获得廉价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自我满足，但很少考虑作出实际努力和付出代价。

新的民族主义往往只会抄袭原有的意识形态。200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节目《大国崛起》，描述西方大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与经验，引起争论。一位官员兼学者批评说:西方列强的“崛起”史，就是他们帝国主义的“殖民史”、“侵略史”，同时也就是我们的“被侵略史”、“被殖民史”，对这样的历史顶礼膜拜是要不得的，带有盲目崇拜西方的成分；我们应该多宣传我们的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历史，也就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思潮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抗侵略、挣脱压迫、求得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的历史。

2006年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施琅大将军》，以提倡儒学著称的陈明以表功的口气说:“施琅的电视剧是我最先倡议的。”他又表白:“我策划这个选题，主要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他鼓吹要有不顾一切攻打台湾的气概，他说:“能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意志和决心，一次打不下，可以再来第二次、第三次。这就叫血战到底”。我很惊讶，这种疯狂好战的言论怎么出自一个儒家学者之口？这说明，对民族主义的分寸把握不好，是容易走到危险道路上去的。

抵制家乐福:为什么经不起理性的考验

在具体讨论之前，可能有必要事先说明一下我的一般立场。我想，我的基本立场和朋友们一样，和中国任何有爱国心的公民一样。我们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我们希望奥运圣火的传递能够顺利进行，任何表达意见的权利和愿望不成其为以暴力干扰奥运圣火传递的理由；我们反对西藏独立；我们为在西藏发生的暴力和破坏，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其他暴力事件痛心。

奥运圣火在法国巴黎传递遭到袭击，引起人们不愉快，这是一回事，而以号召抵制法国货，尤其是抵制家乐福表达愤怒，表示爱国，这是另一回事。当一些人在家乐福超市门前阻止顾客进去购物，甚至用照相机、摄影机拍摄顾客，阻止和威胁他们，这已经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违法行为。

我常去家乐福超市购买食品，我看到的全是中国产品和中国员工，当我刚一听到抵制家乐福的号召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抵制首先损害的是中国人的利益。后来我知道，家乐福在中国的员工99%是中国人，在中国卖的商品有95%以上是中国制造。我想问那些发起抵制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利，有什么理由让无辜的中国员工和中国供应商成为惩罚的受害者？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对社会波及面这么大，后果这么严重的行为，发起者绝对有责任提供充分的证据和理由。但是，人们得到的只是在网上流传的消息，说家乐福的大股东支持西藏独立。我感到惊讶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义愤填膺、摩拳擦掌，任由冲动支配行动，但没有人去追问证据是什么，证据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后来，家乐福方面不断作出澄清，对流言加以否定，并重申家乐福将尽全力支持北京奥运会，由于发起抵制的人没有反驳这样的声明，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原来的说法是假的。问题是，那些大叫大嚷的人怎么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凭一条不实的流言就轻率行动？

我认为，这次抵制家乐福只是一个低级的错误，如果问题不是那么低级，比如说，如果家乐福的大股东真有被指控的行为，会有更多的人经不起理性的考验。我的意思是说，即使真有家乐福的大股东做过被指控的行为，那也不构成抵制的理由，道理很简单，懂得现代公司制度的人都知道，股东的政治态度并不等于公司的政策。我看到网上有人发表这样的意见:请问这关家乐福什么事呢？你说路易威登犯了错，而路易威登是家乐福的大股东，所以要抵制家乐福，那我引申一下: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规模世界第二，可以说是美国的大股东，那是不是说美国打了伊拉克战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朋友因此要抵制中国呢？

有人即使在知道有关家乐福的传言不真实之后，还坚持抵制是正确的，他们强词夺理地说，抵制家乐福并非单一针对家乐福一家企业，更多是希望向国际社会传达出中国民众的声音。这种说法等于说，宣泄情绪是天然合理的，后果是可以不管的，做一件事是否公正是可以不考虑的。

我想起了卢刚事件。1991年11月1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在校园中开枪打死系主任、教授和同学。对于这种丧心病狂的屠杀，按照上面的思路，美国人可以对其他中国人表达他们的悲愤，实行惩罚。但是，美国人没有这样做，相反，最有资格愤怒的一位死者安妮的家属在安葬自己死去亲人的当天给卢刚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其中说:“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纪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这次家乐福事件使我想起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的评论，他说，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群体的情绪简单、夸张、易受暗示、轻信，所以不懂怀疑与不确定性；观念只有采取简单明了的形式，才能被群众接受，只有进入无意识领域，变成感情，才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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