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情绪在知识界和广大民众当中，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表现得非常强烈，而今年3月以来，由于奥运火炬事件、家乐福事件，更是显得汹涌澎湃。这一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人们的观点和情绪，媒体上反映出来的看法并不是一面倒。既有激进的口号，甚至喊杀声，也有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我想描述和梳理10多年来民族主义的表现，分析它出现的原因，批评其中狂热、盲目的一面，最后，我还想提倡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把自己不成熟的主张拿出来和朋友们商量。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在年轻人中，尤其是年轻学生中表现得普遍，但同时具有虚伪和粗鄙的特征。比如许多大学生可以在游行示威时扔石头砸美国大使馆，同时抢着考TOFFE和办赴美签证。

这次抵制家乐福只是一个低级的错误，如果问题不是那么低级，比如说，如果家乐福的大股东真有被指控的行为，会有更多的人经不起理性的考验。

民族主义只与传统文化相关，它缺乏现代政治的价值指向，比如个人的自由、权利、法治，由民族主义凝聚的共同体中的成员很可能是臣民，只有以宪政爱国主义凝聚而成的国家，其成员才是公民。

民族主义是西方随着民族国家出现而产生，在近代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社会思潮。中国的传统政治和思想文化中本来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我们只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华夷之辩”的概念和“天朝上国-藩属”的关系。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起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当中国遭到外族入侵，民族生存遭遇危机的时候。“五四运动”起因于青年学生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反对巴黎和会的不公正条约的民族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论在抗日战争期间还是在内战期间，都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不过，自1949年起，民族主义的地位和价值却是暧昧的。当涉及历史时，它得到正面肯定，比如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讲到岳飞抗金，讲到文天祥的殉国，都是正面的评价；而涉及现实时，它不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样是合法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当然也不像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那样遭到批判和谴责。大约在40年内，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很少在话语中出现，它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藏匿起来了。

兴起与批判: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表现

民族主义话语在上世纪90年代初突然冒出来，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一些政治上敏感的学者和文化人感觉到这种需要，主动以民族主义言说去投合需要。在登载于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我们看到何新宣称“我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在1992年年中写到，明智的宣传，是高举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特别应当把宏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

萧功秦在“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中提出，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可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的实绩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但还不够，还不具有民族传统那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代表了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它的书名，以及某些章节的标题表明此书宣泄的是反美情绪，比如，“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们这个待遇”、“我决不搭乘波音777”。此书的立论基础是:美国人不但邪恶，而且愚蠢。此书的最大特点是不负责任，比如作者大谈台湾问题，不满意现行方针，而主张“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999年出版了一本《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被称为“新说不”，此书是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反应，作者建议中国做“坏孩子”，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

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在年轻人中，尤其是年轻学生中表现得普遍，但同时具有虚伪和粗鄙的特征。比如许多大学生可以在游行示威时扔石头砸美国大使馆，同时抢着考TOFFE和办赴美签证；北京大学一个女学生，在克林顿访问时竭力提刁难问题使他尴尬，过两年又嫁到了美国。本来，和美国人结婚不是错，但她在对媒体讲话时对这两件事都很炫耀。

虽然这段时间民族主义情绪显得盲目、狂热、排外、哗众取宠，但另一种声音还是存在，一些学者主张对中国和外国之间发生的事件和纠纷作理性分析，要理性对待民族主义。

王中江认为，民族主义在现代中国起的作用是负面多于正面，他在“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误区”一文中总结近现代的历史事实之后说，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表现在，第一，在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推动力和为国家提供凝聚力的同时，往往又拒斥、压抑自由民主思想；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的同时，又和排外主义相联系；三，它常常导致认同对象的错置:它用文化主义代替政治原则，使保卫国家落脚于保卫传统文化，它把热爱国家与热爱某一个政党相混淆。

孙立平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分析民族主义思潮在90年代兴起的深层次原因:随着更深地进入国际社会，西方国家已经从遥远的模仿对象变成现实的竞争者，利益冲突频繁发生；与此同时，由屈辱的历史和长期贫困所窒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迅速复苏。他认为，当今世界一些最旗帜鲜明坚持民族主义的国家往往也就是最抗拒现代化的主流文明的国家，有的甚至也就是当今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因此，中国应自觉地选择世界主流文明，自觉地融入其中，而不是另寻它路。

文化民族主义:中国文化优越论面面观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学者热衷于证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我把这种表现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它的基本思想是: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来，因此，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说，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轮到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了。我认为这个论点不值一驳，它和算命先生的卦辞差不多。

他的第二个论点认为，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东方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而西方思想的核心体现在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中，强调人类要利用知识认识和征服自然，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他在文章“‘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类”说:“我们在目前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乞灵于东方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思想，只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我认为，季先生在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义，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与环境保护本不相干，更不是现代的生态哲学。

经济学家盛洪从一种新的、奇特的角度论证中华文明优越于西方文明，他说，现在中国搞市场经济，好像是在学西方，其实市场经济的发明权和专利权在中国，市场经济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教诲中产生出来的。他还说，我们应该跳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窠臼，决不能从中国在近代挨打推出中国落后。他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竞争、崇尚武力，而中国文明的内涵是协作、和睦，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高级。除中华文明之外，其他文明都以宗教形式出现，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而且往往发展为武装冲突，所以中华文明应在未来当仁不让地起领导与整合作用。

盛洪的奇谈怪论会遇到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他以中国被侵略和被征服证明中国文化是文明的，西方文化是野蛮的。但是，坚持这种不要竞争的文明难道不是还会被低级的文明征服吗？他的回答简直就是走火入魔:是的，中华文明会被征服，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认为中华文明被征服、被毁灭，也就是有了凤凰涅槃，彻底重生的机会。

文化民族主义有一个孪生子，那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而文化保守主义弄得不好就会滑向政治保守主义，中国的政治保守主义把民主、法治、人权等当成西方独有的价值，与中国的传统价值格格不入，远远不如中国的政治传统，所以，中国的前途就在于复兴中国古代的政治理想，坚决拒绝近现代发源于西方的政治理念。在国学热中大力提倡“少儿读经”的蒋庆鼓吹的“政治儒学”就是这样的。蒋庆的政治儒学即是“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隐性人格的主宰意志之‘天’与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义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为人心向背与民意认同直接决定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王道政治扬弃民主政治，是因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出了问题，必须建立新的政治形态，人类政治才有希望。”

儒家区分“上智下愚”、“君子小人”，蒋庆也公然鼓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他说:“在选举制度上，西方贤不肖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度王道政治也不能接受。因为在儒家看来，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是不平等的，有道德上、智力上、学识上、能力上以及其它方面的种种差别，……因此，在设计政治制度时，要考虑并且尊重这种不平等……具体到选举制度上，就不能不管人的差别一人一票，因为一人一票的所谓形式平等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极而言之，一个十八岁有选举权的不肖之人与孔子的差别，可以套用尼采的话，‘人和人的差别比人和猿的差别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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