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我们在日本面前真的优越不起来:即使到现在，我们的GDP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也远低于日本经济高增长期的1960年代的水平；日企重管理、高工资、产业机器人数量世界第一，而我们的国企，靠的还是低薪酬、低保障的“人海战术”；人家重视教育和员工的培训，立法保证研发投入，甚至大公司的上班族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贯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逐年降低。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即使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产业调整、环境治理、节能等问题，而这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功课，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把制造部门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几乎只保留核心技术的设计部门和最小限度的管理部门，许多百年老店的大公司，甚至连总部大厦都卖掉，按不同的事业部租写字楼办公，实现了“小而精”的转型。所谓“以小制大”，决非戏言。预言日本经济在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之后其存在会淡化为时尚早，中国经济“失去日本”更是无法想象的。

再看文化。说是文化，其实跟经济密不可分，甚至就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众所周知，日人爱讲“立国”:“电子立国”、“贸易立国”、“环境立国”、“观光立国”等等，不一而足。每次“立国”口号的调整，都意味着国家战略的转型。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便基于日本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旨在使日本成为面向21世纪的“民生大国”（CivilianPower）的国家战略，为此而打出了“教育、文化立国”的方针。

这里的“文化”，并非是茶道、花道、大相扑等东洋传统“国技”的孤立存在或泛泛而谈，而是以这些文化符号为核心，加上现代元素，以高度商业化的手段重新包装，旨在打造所谓“酷日本”（CoolJapan）的国家软实力。这方面，最典型者是动漫，如今已成日本创意文化产业的支柱。其在GDP蛋糕中的构成，丝毫不逊于甚至大大超过了制造业、金融的份额。

也许是由于日人性格中有“匠人”情结，也许是其文化本身的构造使然，日本的“纯艺术”（FineArt）似乎较容易与工艺、技术结合，超越传统的“日本美”，成为浑然天成的现代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同时也是孕育产业的酵母，其建筑、摄影、时装等无不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并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通过这些背后有强有力产业化支撑的文化软实力的辐射，日本在赚取大把外汇的同时，借用一句时兴的表述，也在“输出价值观”，改写着昔日的国际形象。

如果中国失去这样的日本的话，难道不也是一种遗憾吗？至少会少一些趣味、精致和异国情调的梦幻，也许还会失去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诚然，对中国来说，现状的日本是一个难以尽如人意的存在，正如反过来一样，现状的中国，也离日本的期许（或想象）相去甚远。但有必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异邦，还是对异邦的想象？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来源于各种媒体、电影甚至民间段子的二手“内存”已堪称“丰富”，但异邦的形象为什么却在我们国家战略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呢？原因不在“异邦”，而在于我们的“想象”，所谓“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而如果是前者，那么只有接受现状的存在之一途。尝试改变，要在原则接受的前提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而且，改变也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要形成某种互动机制才有效。

试想，假如没有日本，我们的“郁闷”会少很多么？也许，对着日本发泄的那部分情绪会有所轻减、缓解。但问题是，近年来以“日本”为对象的情绪性表达，其真正目标完全是日本吗？有没有拿日本说事，发泄某种个人在现实中的遭际、不遇的成分？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如果连日本的“消失”都无法减轻国人的愤怒的话，那么，这种愤怒是不是一定源自日本便存疑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惟其东邻有日本的存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才不致完全落空。虽然有误读的成分，有基于误读的情绪性发泄，但随着双方沟通的日益频密，理解的加强，一个对异邦的想象会渐渐逼真起来，离事实越来越近，这将有助于中国学习接受并心平气和地与一个现状的日本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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