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美国《纽约时报》以《China’s Pop Fiction》(中国流行小说家)为题报道了郭敬明，该报道评价他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The most successful writer in China today)是24岁的青春偶像作家郭敬明。对于如此高的评价，很多读者意见不一。(《重庆晚报》5月5日报道)

郭敬明不小心成了“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并且这个“荣誉称号”是《纽约时报》“册封”的，在一个言必称美国的时代，其反响可想而知。对这则报道的反应，一方面是郭敬明的沾沾自喜，一方面是中国内地舆论普遍觉得“高捧”了郭敬明，形成鲜明的对比。

《纽约时报》是否真的“高捧”了郭敬明？为弄清这个疑问，笔者登陆《纽约时报》网站，粗略浏览了那篇刊登在5月4日该报第27版上的原文报道，不觉哑然失笑:一份以客观报道著称的报纸，怎么可能这么幼稚。别看该报道第一句的说法很不客观(“中国最成功的作家”)，通览全文，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奇装异服，表现得极度自恋”，最喜欢“半裸出浴、身穿名牌内衣和T恤的私密照”、曾陷入“剽窃”丑闻、“被中国最大的网络社区——天涯论坛评选为中国网友3年来最讨厌的男性名人”、“根本就不会去理会”别人的批评、“十分不屑”于90后作家的竞争、陶东风等知名学者批评郭敬明缺乏社会责任感……《纽约时报》素描的郭敬明，能说不客观吗？如果客观，这样一位作家可能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吗？如果这样的作家就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则中国文学和中国的作家才是最可悲的。

以超然的客观姿态明褒实贬，是《纽约时报》擅长的新闻报道手法。就对郭敬明的“褒奖”而论，尽管上面列举的例子基本是客观的，但这篇报道的不客观之处，也颇明显。比如，以140万美元的年收入，说是最成功的作家(商业指向)，这未必符合事实。再者，《纽约时报》的意识形态偏向非常严重:按照笔者的理解，文章之所以称郭敬明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成功”，无非是中国政府迫害最有才华的80前作家们，留下了“真空”地带，刚好给80后的郭敬明们留下了可乘之机(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equently jails dissident writers or forces them into exile, it mostly ignores the antics of Guo and the other post-’80s writers.)。这个说法如果站得住脚，那么，现在活跃在文坛上的那些80前的作家们，显然是二流的甚至是三流的了。我想问的是，中国比郭敬明更有才华、资格更老的作家们，真的受到政府的迫害了吗？

到此为止，我们终于明白《纽约时报》何以高度称赞一个口碑并不真好、缺点并非太少的年轻作家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了。其“春秋笔法”，以超然的姿态在贬低中国的作家和中国政府的形象。如此报道，以“客观”的事实“诉说”中国作家的“悲惨”状况，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来“高捧”郭敬明。

如此赞扬，郭敬明先生沾沾自喜情有可原，我们这些旁观者要读出《纽约时报》的真实意图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