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火炬传递在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祖国遭到最大的阻挠，似乎极具讽刺性，却也不乏深思之处。迄今为止，争论多把焦点集中在民族主义上。若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则双方必将永难和解。

但这一切争论的由头恰恰是一个超越了民族主义的事件:顾拜旦发起的现代奥运会，从而使得这些争论都不可能仅有民族相争的意义。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的基本政治单位，但在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地图上，却一直有一个普世主义的理想。在诸多以暴力方式建立世界帝国的努力或壮烈或可耻地失败之后，顾拜旦倡导的国际奥运会却成功地延续了下来。在当年与希腊人讨论现代奥运会的形式时，顾拜旦坚决拒绝了让希腊永远承办奥运会的设想。他发起的国际奥运会不仅改变了法国对体育运动漠不关心的状况，而且刻意将德法两个世仇纳入同一个奥运大家庭当中。现代奥运会绝不只是古希腊奥运会的复兴，而代表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模式的现代世界对普世主义和永久和平的向往。

奥运会的存在，确实使得各个民族不仅可以在战场上一决雌雄，而且可以在竞技场上展现自己的实力；但顾拜旦之所以不仅使每个民族有参赛竞技的资格，而且有承办国际奥运会的机会，就是要让奥运会的参加国不要仅仅想着在赛场上拼杀，而且要学会友好地接纳世界各国。奥运会的承办权并不是运动场上的民族荣耀的延伸，而是一个国家对国际的贡献和义务；它需要展示的，不仅是国力的强大，而且是包容世界的胸襟与气魄。

当顾拜旦的火炬传到中国人手里的时候，这既是对中国实力的一个肯定，更给了中国人诠释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机会。中华文明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局部的民族文化，而有着与生俱来的天下情怀。中国要展现她的民族实力，只要让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拿足够多的金牌就可以了，但中国还要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作出她的贡献，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博大和宽容，要以中国的方式阐释国际奥林匹克精神。这才是北京奥运会的真正意义。

而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在历史上正体现在以夏化夷、怀柔远人的文明实践上。这种文明实践的结果，使中国成为容纳了众多民族的中央之国。于是，西方人在把奥运会同西藏问题联系起来的时候，就表现了对中华文明的双重误解。一方面，他们并不知道中华文明曾有的文明实践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看到中华文明重新诠释奥林匹克精神的意义。与其说他们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批评中国的政治，不如说他们是从西方文明的角度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不信任。也许，顾拜旦的同胞们并没有忘记他提倡的精神；中国人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奥林匹克精神的时候，面对的正是顾拜旦本人的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就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和爱国热情；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文明重新表现为一个有着天下关怀的伟大文明。正如顾拜旦以他的国际主义表达了对法国的热爱，我们同样需要以中国式的天下关怀来成就中华文明更大的理想。（作者吴飞，原刊于昨日《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