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教授提出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允许贫民窟存在，引起不少争议。郭松民先生认为这是将对农民工的歧视制度化、合理化。乔新生教授也在《东方早报》撰文，认为如果我们为了追求“自由”，而在现代化大都市兴建各种贫民区，那么，就会出现新的族群对立、阶层分化，就会激化矛盾，从而影响现代化进程。

我倒认为，我们不能用理想社会的眼光和理想设计，来对待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中的问题。像德国一样，家家户户城里有公寓、郊外有别墅，当然好，问题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不管承认与否，在过去几十年里，哪怕是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进城的道路也没有完全被切断。以我工作过十年的闽中某地级市为例，该市的众多山窝里就长期蛰伏着大量的简易房。盖简易房的，有进城农民，也有一些工厂甚至大工厂的工人，政府和单位没有能力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住房保障，他们自搭窝棚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他们在那里结婚生育世代生长，久而久之，住房条件也不断改进和改善，政府也逐渐承认其合法性。现在，那些棚户区还在那儿顽强地生长着，甚至一些就在路边的半山腰里花枝招展地招摇着。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中外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浪潮正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发生，在此过程中，如何让新移民最终在城市安居下来，无非两种办法:一是由政府提供足够的福利房容纳低收入的新市民；二是如秦晖教授所言，允许贫民“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显而易见，单纯的福利模式不可能解决潮水般的新移民住房问题。即使富庶如北京，2007年比上年增加52万人，哪怕只要为其中一半左右的中低收入人口提供住房保障，就可能把政府的财政拖垮。

郭松民先生试图提出“第三条道路”:一是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既定方针，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在农村也能过上一种富足安适的生活；二是给每一个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过上一种有基本尊严的生活。问题在于，大中城市目前房价高企，即使做到同工同酬，也难以解决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

根据全国妇联的统计，全国目前有5800万留守儿童。这些儿童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一是远离父母，精神困苦；二是生活无护理，身体出现问题者增多；三是学习上缺少督促、检查，多数学习成绩下降。而移民二代中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犯罪率不断高攀，早已在社会学上发出严重警告。处置不当，易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

生活在贫民区的人们并不天然具有犯罪倾向，因为其生活还是比原乡要好。只要社会提供足够公平的上升空间，人们生活在希望之中，就不易成为犯罪的渊薮。政府要做的，是如何提供尽可能平等的卫生、治安、交通等保障，尤其是给其中的移民二代足够公正、平等的教育权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