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日前，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发表了《城市化与贫民权利》的主题演讲，并与现场数百名读者进行了交流。(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28版)

秦晖先生认为深圳可率先兴建贫民区，相信其原意是出于一个城市、一个社会，应给予外来打工者，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起码的选择机会和权利保障，但专设贫民区，恐造成更大的“二元割裂”。

其实，在深圳，在国内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已经自然形成了一些中低收入群体聚集生活的区域。虽然是实际上的“贫民区”，但毕竟仍属于城市中心功能带的一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低收入群体与这个城市的某种疏离和隔膜，并能在上述地带获得更多的就业生存机会。

中国城市的功能往往呈现梯度发展态势，即基本集中于市区，而越往郊区越出现功能衰减。如果在关外专设贫民区，首先遭遇的一大难题即居民的就业、生活都会存在诸多不便，支付比以往更多的成本，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加欠缺，这与不少广州廉租房租户最终放弃的理由如出一辙。

专设贫民区，等于其身份标签更加明显。外来低收入群体与当地“城市人”价值观和认同感的差异将进一步拉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双方沟通上的困难，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般是“市区是为穷人准备的，郊区是专供富人的”，因为穷富群体之间的承受能力差异很大，决定了低收入群体必须更紧密地依附于城市的核心功能带，才能换取起码的生存机会，而富人则选择“市区上班，郊区住家”的生活模式。在郊区专设贫民区，无疑颠倒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造成对穷人更加不利的局面。

如果贫困群体被圈定在一个特殊区域，他们是否会感觉到自己处于被排斥与人为边缘化的境地，总是与城市户籍人口保持“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地理及心理距离，甚至自己的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他们是否会因此产生某种积怨？是否会对所居住的贫民区产生厌恶、拒绝的反向心态呢？在欧美一些国家，贫民窟出身的孩子出现了对所居住地的集体性排斥，并且将怨恨转嫁到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就在于过度集中的“穷人区”让他们丧失了更多的起点平等机会，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社会。

政府必须关注这些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当然不应当采取在郊区专设贫民区的偷懒办法，而是先给予他们起码的“国民待遇”，比如按时发薪、提供社保和福利，大力兴建市区内的廉租房等等，切不可借兴建贫民区之名行驱逐穷人之实。广东 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