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署日前发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全国共查出由于领导干部直接经济责任造成的违规问题金额61亿元，损失浪费金额72亿元，由于决策失误和工程建设等导致的经济损失浪费金额达153亿元，比2006年增长64%。（新华社3月26日）

听闻消息，笔者既为审计矛头终于指向了领导干部，指向了政府部门的行政决策击节叫好，同时，又为审计矛头是否能刺中要害而感到担忧。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审计工作对事不对人的思维定式和习惯，多是针对单位而很少针对干部个人。在经济责任审计中为官者讳，每年被查处的多为小官员，而真正拍脑袋签字同意财政收支项目的领导干部，却毫发未损。在不少人的潜意识里，官员只要不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官位就可以一直坐下去。“太平官”、“混事官”在相当范围内存在，“功劳大家抢，过失人人推”成为普遍现象。至于决策失误导致经济损失，也没有人来监管，顶多算是为民谋福利好事做过头罢了。深圳市就曾出台一个红头文件，对领导干部决策作出规范:如果领导干部不贪污不犯罪，那么即使决策失误，也可免责。因此，一年一度刮起的审计风暴总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只重视类似资金挤占、挪用、截留等问题，而对真正负有不容推卸责任的干部却讳莫如深，遮遮掩掩。

然而，随着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国家反腐倡廉和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政府部门还权于民，让权力的运作置于人民监督的阳光之下的呼声愈来愈强烈。自2003“非典”之后，“官员问责”就开始兴起，成为我国推动政治文明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2004年国家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从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悄然引退，到中石油老总马富才、吉林市市长刚占标的引咎辞职，这些都给领导干部敲响了一记警钟，问责意识开始深入人心。

虽然如此，但这些问责的范围还只停留在重大责任过失、渎职等方面，正如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所言:“就算你不贪污腐败，不违法犯罪，你觉得自己是清白的。但决策失误，也是对人民的一种负罪。”因此，今天的问责制度要求必须改变传统观念，在权责对应的原则下，无功就是过，无为也是错，不能根据效率原则良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就要承担责任。必须把问责范围从“贪官”扩大到“庸官”，对决策失误的官员也要追究责任，使官员树立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促进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特别是在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度资金运作上更应该落实问责制度，严禁某些领导大搞“一言堂”、将决策失误视为“交学费”，有时领导干部的决策失误可能有更强的“杀伤力”，对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的损失也大。譬如，前不久无锡市建成使用才7年的22层高楼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楼遭爆破拆除，由于政府的决策失误，缺少民主表达、客观论证、科学评估，造成重大损失浪费，由于问责机制不健全，结果就不了了之。这也暴露出的体制痼疾、制度缺陷等根源问题。

当前，问责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病，譬如问责范围不够全面，问责制体系欠完备，问责制可操作性不强。当务之急就是合理划分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权责，使权力与责任更加透明化，树立问责主体的主体地位，使官员问责制法制化、程序化。只有当“审计风暴”与“问责风暴”联姻，问责制度更加健全时，才可能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