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影响深远。近几年关于“中国模式”(或曰“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等)的议论频频见诸报端。其实，所谓“中国模式”只是国外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解读。由于立场和角度不同，这种解读是形形色色的，大体而论，可以分为“西方解读”和“非西方解读”两大类。前者充满着曲解和误读，但也有不少明智的人士讲了一些睿智的公道话；后者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找到自己快速发展的途径，对此充满期待。

西方解读

美国右翼智库企业研究所2007年底出版的《美国人》双月刊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模式”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效仿自由经济政策的成功要素，通过使本国经济的很大部分对国内外的投资开放，又允许实现劳动方面的灵活性，减轻税收和监管方面的负担，并把私营部门和国家的开支相结合，从而创建一流的基础设施。第二部分就是允许执政党保持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内安全机构以及信息自由流动的牢牢控制。描述这一模式的一个较为简捷的方式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

上述观点可以说是西方对“中国模式”的典型描述。他们不否认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但同时强调“政治压制”，甚至干脆说中国“专制”、“独裁”。这显然是以西方的价值观为标准，居高临下地蔑视中国，有几分敌意和不屑，也有几分不安甚至恐惧。

但是，西方也有另一些声音，不少出自资深的政治家和有影响的学者之口。例如，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2005年5月出版了一本题为《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的书，他在书中写道:“如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权就如何处理民主和人权问题指责中国人，那么，大多是因为对中国在三千年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缺乏知识和尊重。中国的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其政治文明也会进一步发展。谁只要大体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他就会明白:中国不需要任何监护。而我们的美国朋友尤其应当理解这点，对中国进行任何方式的‘监护’都是不现实的。”他还写道，他反对在德国实行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现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稳定是必要的，对中国人民及其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05年5月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说:“我总是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那就是让中国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说，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顽固地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模式，“一提到共产主义，他们头脑中便出现了根深蒂固的消极形象，而且从不允许这种形象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我不能同意”。

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金融家沃尔芬森在回答记者关于民主与扶贫的关系时说:“有证据表明，透明度和民主也是有作用的。但是，也许这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拥有一个像中国那样有效的政府结构，就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必须考虑到地方文化和历史。”

“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2 0 0 8年2月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非西方解读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说:“中国成功的公式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2007年11月29日的一次集会上，向印度政要热情推荐温家宝总理几天前在新加坡强调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一次演讲，同时说:“我真诚地祈祷并希望印度能维持良好的民主机制，但民主也有缺陷……人们不珍惜时间，不管是处理政府公文还是商业申请。一会儿做这，一会儿做那，手续繁多———不珍惜时间，这是印度体制中一个让我很担心的毛病。”辛格总理还颇有感触地回忆他的一位英国老师50年前访华后说的一句话:“严格地讲，不能说哪一种制度一定比另一种制度好，好与不好取决于国家主要决策者的心态，也就是取决于政界人士、企业家和媒体巨头的心态，取决于工会的心态。”

路透社2006年11月27日的报道说:“中国有可能成为中东地区用来取代美国民主体制的试金石。”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4年5月26日的文章说:“这种在上层指导下逐步推行政治改革的观点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领导人的共鸣，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总是行之有效。”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2006年9月2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

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