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明华

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昨天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实现财政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4%”这一问题时说，这是国家确定的目标，也写入了中央的有关文件，列入了国家“十一五”的发展规划，但至今没有实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这就制约了国家拿出更多的钱投入教育等社会各项公益事业的比例(3月26日《中国教育报》)。

在人均GDP迈过一千美元的社会转型期的端口上，各种民生与社会问题伴之而出，有关教育存续已久的疲沓理念与薄弱基础现实，也非一日就能华丽转身。中国教育规模在局部的片面扩张与不平衡推进现象，并不能代表着教育已迈向成功之阶，更无法掩饰中国教育投入不足的客观现实。虽然财政教育经费的注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行政费用的充分减少，需要高端意识的恒久坚守，但就此将理由归结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我认为不妥。

1993年我国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核心指标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这一教育标杆亮出之后，年复一年似乎始终只是一记“标杆”而已。十多年过去了，这一牵挂苍生、情系未来的教育投入目标仍未实现。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年敢于提出此目标时，财政收入只占GDP的12.6%，而去年全国财政收入为51300亿元，占GDP的比重约为20.8%。何以在15年前提出此指标时未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呢？显然，今天的原因只是一道“数字迷宫”，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罢了。

由于教育公共投入的比例连一些非洲国家都不及，使当前教育实景让人甚为忧虑。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GDP的2.82%，与4%的基本要求差距很大，在全球120个国家中位于90名之后，是世界上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教育机构负债非常严重，去年中国社科院的一份权威资料显示，2005年以前，单是我国公办高校的贷款额便有约2000亿元；2002年以来，国家发改委通过8次教育收费检查，查处因资金不济而乱收费的达68.51亿元。

一边是公共教育投资步履蹒跚，一边却是一些公共教育机构变着戏法地乱围地、乱圈钱、乱伸手。在这种大中小的求学者寡权的现实生态下，便造成公民教育负担日显沉重，他们背扛着未来大计却悲情地背上沉重的贷款包袱。一份数字显示，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用于教育类支出达1098元，比上年增长6.3%，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高达13.8%。虽然这些数字略显陈旧，但几年过去，改善的效果依然不明显，甚至还有一股意识倒退的潜流存在。

公共教育发展迟缓与公民自身教育投资渐增的这种长期逆行，酿制了公民的民生维艰实境，甚至滋长和蔓延了“读书无用论”的可怕思潮。这理应引起我们更高层面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