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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广东解放思想论坛

2008年03月18日 10:44南方都市报【大中小】【打印】

求解珠三角制度中找优势

2007航拍东莞。在全国较受关注的东莞模式面临着产业转移、升级的挑战。

本报记者刘再富摄

改革开放行至30年，特区还特吗？当下的改革摸至深水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呼号已先声夺人，珠三角地区能否借助历史性的契机再创辉煌？仅凭经济上的探索已难有优势，必须依赖能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体制乃至政治体制上的创新与突破来继续办好特区，将经济特区功能推展到社会领域、行政体制领域和政治领域，既做到改革的可控，又促使改革的深化。

深圳、珠海、汕头向何处去？珠三角如何突破产业发展的困局？这是无法回避必须作答的问题，更是广东千载难逢乘势再起的机遇。

珠三角一定要对更大范围的区域发生辐射带动作用，这样地位才能提高。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

一定要选拔优秀干部、思想解放的干部到重要的岗位上去。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

专家认为，珠三角发展受到三方面制约，使产业转移没有像长三角、环渤海、山东半岛那样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第一个制约，就是土地控制的制约。

第二，环境的制约。

第三是城市载体的制约。

主持人（任剑涛）：第三个大议题，整个珠江三角洲说到底在政府改革方面、干部选拔方面、解放思想方面、体制创新方面，要破题还是要推动珠三角本身在全国发展的优势地位。

首先涉及到发展方式的转变，原来是粗放发展、旧有工业化道路，现在是科学发展，要进入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实现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化布局转变有很多难题，要克服很多困境。要讨论珠三角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刚才各位专家已经指出了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求解珠三角怎么在全国体系里头、全球化时代体系里头，获得国内经济地位和世界经济地位。

所以讨论在全国经济体中，珠三角的定位问题变为关键。以珠三角为龙头，进一步设计广东范围内的平衡发展问题，在广东范围内首先解决东西两翼与珠三角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阶层不平衡问题，也就是贫富发展不平衡问题，变成了一个关键。对广东来讲，经济上的进一步发展，为社会进一步改革提供雄厚物质基础和宽松空间的现实条件，怎么样才能有一个真实的突破呢？除了珠三角外，特区也变得非常关键，在这里我们就分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请我们作为经济专家，又是我们的领导者的肖金成先生来破题。

制

珠三角面临三大制约

肖金成：首先想声明我不是领导者，是学者。虽然我在发改委，但是我是发改委下边的一个学者。

珠三角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受全世界关注的区域。它首先得益于设立三大特区，其中首先是深圳；另外得益于香港，香港就在珠三角的旁边。我觉得珠三角大家都讲广州、深圳，真正带动珠三角发展的是香港。珠三角城市群没有把香港纳进来，这好像是很多人在区域经济学上不可理解的。香港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由于香港的存在，珠三角的民营经济得到了大发展。它有先发优势，也有先发劣势。当时的情况大家都清楚，只有香港的中小资本投资者到了珠三角。它的特点就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香港的中小企业从全世界拿到订单，到珠三角来加工。这一方面使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第二个使老百姓富裕起来，第三是吸引了全国的劳动力涌到珠三角。这就形成了珠三角态势。

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全国的开放，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也在发展，也在开放。这样它的发展模式就产生了变化。现在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国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已经高歌猛进了。但是珠三角在这个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制约：第一个制约，就是土地控制的制约。第二，环境的制约，第三是城市载体的制约。所以产业转移没有像长三角、环渤海、山东半岛那样有一个很大的增长。

未来要突破这种制约，第一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做更多的文章。比如说要为世界产业转移腾出新的空间，这又不可避免地要把低度的企业和产业转移出去。这个方面就是广东省面临的一个矛盾，原来劳动力密集性、附加值不高的企业转移出去，会不会形成产业空心化？这是广东担心的问题。一腾出空间来，由于成本提高，发达国家的企业能不能转移进来，这是一个矛盾，珠三角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分析论证，有没有这种可能，如何对接？第二是城市载体。现在从城市形态来看，广州规模比较大，深圳、东莞规模比较大，但珠三角的范围是非常小的，长三角的城市数量很多，而且珠三角的范围在不断地向外扩展，再往外就是落差很大的地区，比如像北边的梅州、韶关，东边的潮州、揭阳、汕尾都是很大的落差。

要形成大珠三角

肖金成：我主张珠三角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要形成大珠三角，不仅是把港澳拿进来就是大珠三角，因为港澳本来就在这里，用不着你来这里拿。本来曾经的带动作用是珠三角的核心。大珠三角像粤北、粤西、赣南、湘南、闽南和广西海南这样一个区域，要形成一个更大的腹地，要带动和辐射周边。同时使它的整体发展才能对珠三角起到一个支撑作用。

而且我感觉到它的发展应该是未来和东南亚形成一个密切的联系。我感觉珠三角的产业、珠三角的经济、珠三角的企业和珠三角的文化，和东南亚有强烈的互补作用。未来珠三角要形成一个新的格局，整个粤港澳一体化这是一个更大的新的形态。

第二，为了实现粤港澳一体化首先广深要一体化，广佛也要一体化，然后在粤北、粤西培育带动能力强的中心城市。通过这些中心城市向外扩展，把赣南、湘南、广西、海南整体带动起来。只有这样珠三角在全国的地位才能够树立起来。珠三角不能局限于小区域，小富即安的心态，一定要对更大范围的区域发生辐射带动作用，这样在国家区域中的地位才能提高。

政府权力难管市场

保育钧：我赞成你的观点。讨论珠三角平衡不平衡的问题要搞清楚：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是一；二要搞清楚科学发展、协调发展的问题，用协调发展来取代平衡我觉得更科学一些。要解决协调发展的问题，一个是经济规律，要市场解决，第二是政府解决。这两个不要混淆了，市场解决的要形成一个产业链条，或者是互补，或者是一体化，用市场来解决。第二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哪些，政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这两个千万不要混淆。现在往往用政府权力来解决市场的问题，越解决越糟糕。

金心异：没有一个统一的珠三角的模式。珠三角有四种模式，深圳模式、东莞模式、南海模式和顺德模式。这四种模式特点是迥异的，而且这十几年、二十年的发展结果差别也非常大。具体珠三角接下来的发展和作用问题得认真研究这四种模式的前途和走向。刚才肖老师说的那种珠三角模式更多指的是东莞模式。东莞模式当然现在是全国都比较关注的，尤其是国内的加工贸易，我觉得深圳模式是最值得珠三角研究、思考的模式。

深港一体化最重要

石小敏：我还是想再强调一下，我认为深港一体化是珠三角未来发展最为重要的。

深港一体化近几年我们搞了CEPA，但真正的服务业的一体化是广义的。深圳的发展和上海、北京资本市场发展比较快一点，后来也被上海证券市场超过了。银行业发展始终比较慢，跟香港金融这一块的衔接一直是很弱的。当然有一个中央的布局问题。实际上比较客观地看，由于法律服务的要求，深港在法律上要有很大的衔接。香港的市场法律和深圳的市场法律要有对接，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因为过去的种种原因，不管香港有什么心理，还是深圳和省里怎么处理关系，中央怎么想，这里有很多层关系，但始终推动的速度太慢，这是核心问题。未来是不是已经有这种机遇了，我觉得有可能。

全球的金融格局未来五到十年会有变化，如果中国应付得当的话，在未来十年以后，整个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势必会提高。但是这个布局怎么布，在珠三角，香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全球金融体系是什么定位，这确实是要仔细考虑的。

特

办特区不会动摇

主持人（任剑涛）：珠三角共同体的发展，深圳特区的意义刚才金心异已经点出来了。特区需要办，这是温总理在全国两会上定的基调，但是特区怎么办？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区的意义不言自明，而且显示非常大的社会威力。

特区要办不仅在经济上要突破，因为经济上已经无突破了，而且需要在与经济上匹配的行政管理体制、社会体制乃至政治体制上来继续办特区。广东三大特区，金心异来自深圳，虽然属于南方集团，但是常驻深圳。另外杜钢建教授是来自汕头特区，这几个特区如何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深圳发挥整个国家改革的引进作用，然后从三个特区扩展到整个广东。怎样把既有政策用足，这变成广东真正解放思想为全国发展难题破局一个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请两位来自特区的先发言。

金心异：1996年胡鞍钢和厉有为的特区特不特之争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政府很明确特区还是要搞，这是政治原则，不会动摇的。但是特区怎么特是一个关键问题。现在关于特区的政治和法律上的保证有两个。政治上的保证是十七大报告，十七大报告里有明确的一句“要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作用”。法律层面上就是“十一五”规划纲要，跟这个非常相似的一句话。

要说中央政府授权的话，这难道还不是明确的中央政府的授权吗？要政治上的有政治上的，要法律上的有法律上的。明明中央政府一直在说它是真的，你为什么就不相信呢？我觉得这取决于地方政府领导人有没有这个胆识来推进这个改革。

广东需要第四个特区

金心异：广东有三个特区，关键是怎么特的问题。2005年当时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同志有过一句很经典的话，“特区特不特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我相信在广东、在三个特区，支持改革的力量还是要远远大过改革的阻碍力量。

刚刚石老师也说过不同意对广东干部的判断。广东干部里确确实实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实际上是惰性懒于改革的，但是也要看到广东干部中还是有很多愿意改革、想改革，不希望广东就此沉沦的干部。

所以特区接下来要发挥作用，当然这三个特区可能不一样。深圳特区更主要是制度意义上的，一个是在高端控制性产业方面怎样特的问题。珠海和汕头更主要是类似于滨海新区这样补课型的经济发展，珠海对珠三角的带动，汕头对粤东经济区的带动。

我认为广东还需要有第四个特区，我建议在湛江和茂名地区搞一个特区，类似于天津滨海新区，这样来推动广东下一轮的改革开放。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派真正有胆识、有魄力的，不是想当官的人，而是想搞改革的人，让他们主政这几个特区。

倡导潮汕三市合并

杜钢建：我在汕头特区生活了5年，我得到的结论恰好跟金先生相反。干部队伍大家都清楚，都愿意改革，只是经济发展思路的问题，远远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要倡导潮汕三市合并为特别市。

第一，这三市本身地理位置为这个合并提供了基础。正好是潮汕冲积平原形成的三角地带，本来历史上就一直是一个市。到了1991年才分开，分开后经济大滑坡，三市都滑坡。

第二，潮汕三市人文传统具有合并的重要原因，它的人文传统完全是一个区域的，硬是人为地分为三块。

第三，是要整合区域资源。要振兴粤东经济发展必须要合并这三市。它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但是经过这些年，1991年三市一分开后，整个经济结构、政府管理体制方方面面全都大幅度下滑。整合资源重点要形成城市发展新体系、新优势。

核心问题是行政改革

蔡定剑：前面大家的观点我想说一下，第一是珠三角怎样发挥优势，我还是认为只有从制度中寻找优势。上次我在《南方都市报》岭南大讲堂也引用了陈志武先生的观点，他讲得非常好。经济发展有四个因素：制度资本、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资本，还有一个是土地资本。我们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竭尽全力，不惜代价，耗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发展，这种方式已经不可以持续了。

为什么西方国家，特别是像北欧国家，像日本这样土地狭小、资源贫乏的国家，为什么能够站到经济高度呢？是因为它的制度资本，就是民主、法制这一套行政管理技术含量高，才可以提高经济发展力。用他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度、法制可以使同样的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样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改革很核心的问题，我叫它是行政改革的问题。有一点我不太同意，我知道杜钢建教授一直在提倡行政三权分立，我不是特别赞成搞行政三权分立。因为三权分立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构架，不能搬到行政层面。

行政决策过程行政部门首长就是决策者。比如说决策一个事情就是把各个局的局长、研究室找到一块儿，把这个事情谈了，这个事情就决定了。不可能说专门成立一个决策机构来执行。

另外一点我想强调，要改变这个状况，很难说发展什么经济、不发展什么经济，但是我还是觉得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机制是重要的。其中建立制度机制很重要的因素，人是非常重要的。在改革政府主导性的国家人一定是很重要的，想一想广东改革开放的那些先驱者们都是一些干事的，非常有智慧、思想非常开放的人，没有这些人也就没有广东的今天。

所以下一步要思想解放，解放思想完了以后，要把那些改革开放的人放到那些岗位上去，这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人来干事。一定要选拔优秀干部、思想解放的干部到重要的岗位上去。

滨海新区：培育增长极

主持人（任剑涛）：刚才金心异提到了湛江新区的设想，而且跟天津滨海新区挂起钩来。肖先生刚好是滨海新区专家论证组的组长，是不是把滨海新区设计的思路给我们讲一讲。

肖金成：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到现在国家的战略，我认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当时找我当组长是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当时找我做产业规划，就说那的产业非常乱，各个行政区之间都在招商引资。另外他说天津滨海新区已经有9年了，发展也不错，但是在国家的任何文件上都没有提过，还是“地方户口”，希望能够在“十一五”成为“国家户口”。虽然要求不高，我说我都做不到。我说可以做一个战略研究，研究一下你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

天津滨海新区从善如流，我在天津滨海新区做的一点工作就是对它进行了定位，叫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成为中国北方经济的（原稿是成为京津冀、环渤海乃至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龙头。

第二就是要培育一个新的增长极。我们就把深圳和浦东的发展和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联系起来。一个地方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也要有一定的现实条件。比如说汕头成立特区是一个机遇，但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发展起来，再发展就受到周边激烈的竞争，就不容易一下子崛起了。这就需要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各个地位的提升，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这样吸引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要素在这里聚集，这个地方就能够崛起。所以要把它作为一个增长极来培育，才能成为现代化的大城市。

我们后来出来一本书，叫《第三增长极的崛起》。第一增长极就是深圳，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上千万的城市，第二是浦东用十年时间成为带动长三角的龙头。在十七大报告里也有这句话：要形成新的城市群，培育新的增长极。我觉得把这几个概念写到十七大报告里去我还是比较欣慰的，对增长极一直是推崇的。

人

关键是用好干部

关山：我想回应一下杜老师的讲法。对广东干部的评价，我的观点不一样。我认为广东干部素质还是不错的，并不是干部素质的问题。现在的干部很多都是考进来的，没点儿料是进不去的，不像以前。

是什么问题呢？利益的问题。关键是缺乏勇气，冲破既得利益的勇气，这是缺乏的。广东大多数的干部，相当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缺乏这种勇气。

老实讲，人都是有私心的。关键是要有这个机制，有这种魄力，有这种勇气，广东的干部绝对拿得出去。我是这个观点。我不大同意杜老师的观点。这就是机制问题、环境。

杜钢建：所以干部制度要改革，现在用的干部就不行。不同的体制使用干部肯定素质是不一样的。

关山：这个问题不是干部的问题而是没有用好干部。

金心异：首先我要回应一下保会长和杜老师对我的质疑。人治和法治谁都知道要法治。法治也不是说一天就建成的，至少在这个阶段，我认为至少在2008年这个阶段，还是需要一些改革派的精英人物来推动制度的建构。否则的话连推动的人都没有。

第二点，如何用好三个特区的问题。这三个特区最重要的是深圳特区，因为深圳特区最具有制度价值，其他是区位带动的问题。还要正视一个问题：深圳特区改革最快的时候，省里有任仲夷，到市里有梁湘，再到下面有袁庚，建立了非常顺畅的改革人事链条，所以那时改革推动是最快的。

杜钢建：关先生你们都谈了，我说了个人迷信在中国早就过了这个历史阶段。中国下一轮解放思想就是要在体制上有冲击，要依靠体制改革、依靠干部队伍的改革才能真正有大跨度的发展。

金心异：关键是谁来推动干部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