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栽培的制度之花

马克思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尺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重视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早在1933年，瑞金的中央苏区就要求苏维埃代表达到25%的女性比例。

毛泽东有句名言:“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中国的女性，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与中国人民一起站起来了。男女平等成为国家立法的一项基本的原则，从法律制度层面保障了女性参与政治的平等权利。

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中，1名女性国家副主席(宋庆龄)，3名女部长(司法部部长史良、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副部长以上的女性领导干部有20名，从而开启了新中国女性高层政权参与的先河。

重视女性干部的人选，提高女性干部参政比例，从开国之日起就成为我国干部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必须用很大的决心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帮助和鼓励她们不断前进，因为他们是党的干部的最大的来源之一。”向女性干部倾斜的政策甚至在文革中也未间断。史料显示，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女代表占22.63%。

改革开放以后，女性参政上了一个新台阶，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就是制度化。2001年4月，中央组织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的意见》，被认为是现行的中国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制度规范。现实中，各级党政班子和人大代表选举中，女性名额也有硬性指标。虽然这种具体做法有所争议，但它无疑为女性参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实，立法保障女性参政是一项世界经验。2004年时，有14个国家和地区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议会中的女性比例。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规定:“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女性参政也有相关规定。

精心栽培的制度之花，在现实中展现芬芳。根据2007年的统计，全国有女干部1500多万人，占全部干部的40%；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女干部皆占该级别干部的10%以上。

从政之路日益多元

选拔什么样的领导人，与一个时代的政治气候关系密切。

改革开放之前，家喻户晓的高层女性领导有郝建秀、郭凤莲以及邢燕子、侯隽等，她们身上，无不带着时代的深刻烙印。

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劳动模范代表吴桂贤被着意栽培；毛泽东号召上山下乡，邢燕子与侯隽就作为个中典型来进行政策宣传；郭凤莲则是因举世闻名的农业学大寨而成名……

一路下来，由此确定了文革前女性领导产生的基本模式:出身根正苗红、基层生产劳动第一线吃苦耐劳的楷模。她们多由于政治需要被拔擢，本身未必有从政的自觉意愿和从政的秉质和才华，以致往往被当作点缀和陪衬的政治花瓶。而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在1957之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基本上与政治绝缘。

这种局面在改革开放后被彻底扭转，知识女性逐渐成为女性从政的主力。放眼当今活跃在政坛的中高层女性，都经历过知识的淬火，基本上都具备大学以上学历；即使因那段特殊时期中断了正常的学校教育，也会在工作以后通过种种途径进行“补课”。现在很多高层女性领导都拥有党校的本科或研究生文凭，就是当时历史的产物。

令人瞩目的是，在目前的9位女性国家领导人，有3位是民主党派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是前民革中央主席、两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和张榕明分别是民盟中央主席和民建中央副主席。这显然是受新形势下执政党致力于构建和谐民主政治的大气候影响。

如今，女性领导干部选拔的行业领域也在不断拓宽。由党政系统内提拔和从企业选拔，过去一直是女性从政的主渠道。近年来随着专家治国理念的出现，文卫科研领域女性从政渐成潮流，但这又往往与她们党外人士的身份重合有关。这在新一届省级换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如北京市副市长程红出身北京物资学院，又是中国民盟成员；湖南省副省长甘霖是湖南农业大学园艺植物研究所所长、致公党湖南省委主委；时年40岁的中国最年轻副省长谢茹，既是经济学博士、农村经济研究的专家，本身又是无党派人士。

如今，女性从政在任命制和民主选举之外，还有一个新渠道，就是参加领导干部公选。新任山东省副省长王随莲就是在2005年通过副厅级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展开仕途之旅的。随着公选成为常态，女性又多了一个与男性同台竞技、展示风采的舞台。

涉入核心决策领域

长期以来,在我国女性参政的结构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的问题，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干线少。

“副职升迁”是女性从政的一个突出现象。大多数女性领导提升的路径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的副职，在从政期间几乎未担任过一把手。

河北省的一位女政协副主席的从政历程非常典型，她从该省某市的教育局副局长、副市长到河北省副省长，直到退居二线，出任政协副主席。既便是位列国家领导人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1984年从政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4年后升任北京市副市长，1996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有专家评论，“副”重前进的现象与各级领导班子中女性和民主党派人士的配备规定有关，也与女性官员担任正职过少的现实不可分。在2001年，全国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既便在今天，这一局面也没有得到大的改观。

中国妇联研究所研究员杜洁说，造成女性一把手短缺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在大学生分配上，国家机关更倾向于男性；而在30岁左右面临竞争提拔时，女性又处于生育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则认为:女干部们相对单一的从业经历，是她们难以成为一把手的原因。

的确，女性从政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多集中在文教、卫生、科学及妇女领域，在2001年全国妇联对317名女市长的调查中，发现分管文教卫生的占50%以上，而分管经济的只有15%。

令人欣喜的是，情况正在悄然中发生变化。2004年到2005年的女性升迁浪潮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几位女性高官的显赫新职更多涉入到政治经济决策的核心领域。如宋秀岩出任青海省长主政一方，吴爱英出任司法部长，胡晓炼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而宋爱荣从吐鲁番地委书记升任自治区副主席后，分管交通、安全生产、信息产业等的工作。2006年至今出任四川省副省长的黄彦蓉，也有多岗位担任正职的资历，其分管的也是工业、信息产业、国有资产和安全生产等经济领域的工作。

2007年，中央纪委副书记马馼接任监察部长，并在随后出任国家预防腐败局首任局长。她成为继司法部长吴爱英、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之后的又一女性现任正部长。反腐败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马馼担任要职，显然已经超越了对女性角色的传统定位。

其实近年来，“穆桂英”挂帅反腐的现象，已是寻常。在新一届省级纪委中，有甘肃省蒋文兰和黑龙江的李延芝两名女书记；在市县两级，女纪委书记更是比比皆是。在2007年中央纪委表彰的10名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中，有3名是女性；而2007年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中，有一半都是女性。可以说，在当前中国的反腐大业中，女性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