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距和打了折的市场经济

□童大焕

要说2007年最让中国老百姓引颈期待的事，无非两件，一是10月1日《物权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明确界定了公民私有财产权与国有、集体财产权的平等主体地位；二是10月中下旬，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然而，知易行难。从高入云端的宏大叙事到现实土壤中具体的制度构建，有时其中的差别，真的是判若云泥。最典型莫过于农地和农房的财产权利得不到完整的保障。去年底，国家有关部门再次重申小产权房不得交易；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规定村民出租售房后不得获批宅基地。（1月9日《京华时报》）

在现有政策下，中国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到底在哪里，将是一个近乎没有答案的“天问”。因为在中国史上乃至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高速度城市化大背景下，若相关法规和政策不能允许农房、农地自由买卖，而只能在本村范围内流转，则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农民的土地、房屋可能将越来越不值钱。15年前，一栋农房与一套城市房产可能拥有差不多的价格，然而今天，农房可能已贬值10倍，而城市的那套房子则已可能涨价了10倍！一涨一跌，相差的就是100倍！农地、农房不能入市，不仅阻碍了农民的自由市场之路，而且导致他们与现代金融制度绝缘。城市居民可以通过按揭买房，可以利用房屋买卖、抵押贷款等方式融资，农民不能，只能在民间借小额高利贷。而且，不能自由交易的土地，导致偏远地区大量土地抛荒，而农业呈现越来越碎片化、原子化、贫困化发展。

农民的土地和房屋不能自由交易，直接导致其最容易受到强大的、有组织性甚至有国家暴力支持的集体和地方政府两大机构的侵害。地方政府的侵害主要是廉价征地和征房；农村集体的侵害主要表现为村干部对村民利益的侵害。后者如北京草桥村村官与开发商私订私款协议，用原本应补偿给村民的房屋折价从开发商处借款上亿元，进而引发数百村民大规模抢占开发商已售房屋的事件；而广州首个引用《物权法》提起上诉的案例，法院却作出了由“集体民主”定夺个人财产的不良先例。广州两级法院认为，猎德的“钉子户”影响了村集体利益和其他村民的合法权益；其土地归集体所有，村里有权收回，由于土地上的房子和土地不可分割，房子也应该一并交付拆除；至于补偿，则按村里股东大会通过的补偿方案规定的标准进行补偿。理由则是该村集体经全体股东代表表决，以98.6%的高票率最终通过了《拆迁补偿安置方案》。（1月6日《新京报》）

至于农地不能自由入市，全国人民要卖地，只能卖给政府，全国人民要买地，只能从政府那里购买的政府独家垄断土地，这导致的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冲动，不仅屡屡侵犯农民利益，而且屡屡出现天价地，导致城市房价奇高。地权归官不归农，政府圈地即圈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的调研结果显示，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保守估计超过1万亿元。（2007年7月12日《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