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何以易遭“诽谤”？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杨耕身
辽宁西丰县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西丰县政府对其所拥有的一加油站拆迁的补偿处理，申诉无门，激愤之下，编了一条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随后，2008年1月1日出版的《法人》杂志（法制日报社主办）刊发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对此案予以报道。西丰县公安局遂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1月4日，西丰县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对该记者进行拘传，未果。（1月7日《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遭受“诽谤”的总是县委书记？面对“西丰谤案”，这已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追问。去年一年，先后有山东的高唐“诽谤”案、山西的稷山“诽谤”案、重庆的“彭水诗案”，及至此次的“西丰谤案”，所有这些公共事件中，那受“侮辱”与被“诽谤”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是县委书记。其他一些类似的案件中，主角也基本都是县级官员，如去年陕西的志丹“诽谤”案、安徽的五河“诽谤”案。当这种以“县委书记”为首的县级官员处于被“诽谤”的中心之时，我们很难说仅仅是一种巧合了。
我们依然要追问：为官者有没有不可冒犯的权威？面对短信民意以及媒体的报道，公权力到底该有多少谦抑精神？地方司法机关到底听令于什么机制？而具体到西丰这一样本，它之所以更加值得关注，则是因为它俨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仅是对公民个体进行报复，更悍然“进京抓记者”，这表明这种权力已经膨胀到试图对媒体正当报道进行打压的地步，说到底是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本身的傲慢与霸道。
与此同时，另一个命题同样值得高度关注，那就是在一些地方，县委书记岗位也俨然成为腐败重灾区。比如，2006年6月的一期《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安徽省有18个县（区）委书记因为贪污被撤职查处，占了全省县（区）委书记总数的六分之一强。而去年5月9日《法制晚报》则报道，近些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渎职侵权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2003年元月至2007年3月，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县处级干部达1285人。
腐败高发与易遭“诽谤”，其实正是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县级官员这枚硬币的两面。因此我们要探讨的，已不仅仅是公权是否该谦抑的问题，而应是更加严峻的县级区域的地方政治生态问题。现实中，县级行政权力仍然存在“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权力绝对化倾向也就自然而然。而附着在县级领导身上的腐败、“诽谤”案等怪相，也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国青年报》披露的、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公然宣称的“要把赵俊萍的企业从西丰县地图上抹去”、“和县里对着干没有好下场”等张狂言语，以及其膨胀到无以复加的权力信心。这些恰恰表明，建设一种民主、健康的基层政治生态已是一件多么迫切与重要的事情；无此，我们仍无法解答一切，同样也无力阻止下一起“诽谤案”的出现。
文本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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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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