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高勇校长进行拘留的问题上，绥德县公安局长自认为处罚得当，信心十足地对记者说：“高勇认为公安机关对他的行政处罚不当，完全可以到上级公安机关或者法院申请行政复议。”他似乎忘记了，高勇校长请求县长签字本就是公务。大家都是公务，到底是县长不签字妨害了高勇校长的公务，还是高勇校长请求签字妨害了县长去开会的公务？公务与公务之间构成妨害公务，不知道这位公安局长是从哪个课本里学来的法律知识？更何况，县长只是准备去开会，还没有进入到执行“公务”的阶段，根本不能构成法律规定的“公务”范畴。如果县长准备出发去开会是执行公务，那么，他在开会前的所有准备行为包括吃饭、拉屎，岂不都成了在执行公务？

当然，在一些地方官员的“中国国情”里，绥德县公安局长是可以信心十足的。即使对高勇校长进行拘留是如何地愚弄了道理十分浅显的法律，突破了社会公正的最起码底线，如果高勇校长试图为自己申冤，即使最终伸了冤，也可能更是遭受苦难，财力、精力都被消耗得倾尽，身心疲惫到崩溃边缘，而滥用公权力和法律的人则可能是毫发无损。但是，这终究只是一些地方官员单方面的观念，时代毕竟不同了。在中央已经高举和谐社会的旗帜下，全中国社会的广泛谴责并不是可以忽视的。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文本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