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改革：青春浪漫的岁月

这样进入历史的脉络，就可以理解第一阶段改革为什么发生，为什么中断。如果说第一阶段改革有一个历史的天幕，历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隐隐约约昭示人间中国这场改革的总背景，那一行字当然是“文革不能再发生了”！

正是因为文革天怨人怒，在党内上层下层，从国内到海外，都有从文革到改革的呼声和动力。第一场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这个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军，记住，我说的是“解散”文革——中国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铲除”的。改革在党内开明官员、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

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记忆深刻。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返老还童的奇迹，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过返老还童的短暂岁月，这就是80年代初期的社会风貌。我们都是过来人，不仅仅是在物质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内心深处，整个民族已经走向了灾难的深渊，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阴霾。就是那样一个暮气沉沉的时代，突然迎来了一个大家好像都年轻了十岁返老还童的青春浪漫岁月。我们都记得那个岁月大学课堂里是两代人聚集一堂，三十岁以上已经拖家带口的大学生，十八、九岁应届大学生。那时某一个图书馆说，明天早上我们再增发社会阅览证50张、100张，半夜门口就排起长龙，新华书店突然说明天可以发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长龙又出现，电影院播放已经禁演十七年的电影，哪怕是洪湖赤卫队，也会排起长龙。民族突然变得年轻，如果要寻找那个时候一个背景音乐的话，我想最好的背景音乐就是城乡共鸣、老少皆宜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个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岁月，这个党、这个民族非常幸运，这个党、这个民族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黄金领导层，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人治阶段，领导人怎么样，要比今天更有力量来决定社会的基本面貌。

我想邓的作用，大家都不会质疑。我只举一个例子。三中全会上曾经讨论过陈云出来掌舵，这是因为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全部恢复名誉，他正处在局外人向局内逐渐回归的半途，此其一。其二，三中全会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大家公认懂经济的人是陈云，而不是其他人。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那里，三中全会上元老派，老干部，一度盼望是陈云出来掌舵，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陈云表态说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我确实够格可以掌这个舵，但是这么大的党、这么大的国家，总要有一个领过兵、带过军队、打过仗的人出来掌舵，我什么都不缺，就缺后面这一条。他说，如果是按照这一条来找掌舵人，那当然是邓小平。

邓的作用是无可置疑。而他的左膀右臂中，胡耀邦则是有火热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里呢？他是一个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满目疮痍，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么多创伤，党内那么多老干部，从那么多整人的左倾运动中走出来，整过人，也被人整，每一个人的内心都留有政治运动的阴霾，唯独耀邦是一个异数，是一个罕见的阳光型政治家人格。他就好象没有经历过这些运动，满身透明，满身阳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来说几乎是一个“阳光青年”，这样的人在那个时代出现，起什么作用呢？他是把这个党、这个民族所剩无己的道德资源、道德剩余、道德残余凝聚起来，从文革走向改革，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社会凝聚不起来，这个党也凝聚不起来，他的火热般的激情是起这个作用，无人代替。

1997年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台湾中研院的院长，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李远哲，他跟我谈过。我说你是华人世界当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陆来，见过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三代领导人，你谈一谈私下跟他们接触的体会。李远哲那天谈的很动感情，他说邓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说为什么这么说？他说邓小平一上来就很坦率甚至带有质问的口气问：台湾为什么要独立？邓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说过“他是开钢铁公司的”，党内敢于拍桌子和江青对抗的两个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邓小平，所以邓小平见到李远哲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一点不奇怪。李远哲也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最后邓小平听完之后脸色放缓，就说了一句，这么说来，台湾回归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了？李远哲说，对，是要留给下一代人解决。邓小平结束这一场谈话，长叹一声，“总是要叶落归根嘛”。李远哲说邓小平这个人，一有胸怀二有胆量，第三有眼光，所以说他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