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比苏联高明？

郭：有人认为和前苏联相比中国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渐进改革路径，比前苏联更加高明，你怎么看？

陈：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是涉及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的决策，我们目前还很难下一个判断哪种改革路径更高明。但有一点可以分析的，是中国和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有很大不一样，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但两国领导人面临的资源禀赋不一样，手里的牌也不一样，中国当时国内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样就有一个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做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理由是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了以后，保守力量也衰落了以后，水到渠成的再搞政治体制改革，至少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中的英明者设想的是这样，这应该说是有政治智慧的。而前苏联就不行，他自己就劳动力稀缺，除了出卖自然资源很难吸引到外资，而那时苏联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了，门槛相当高，靠吸收外资来推动改革没有可能，所以只能走一条，短时间内更加艰险的道路，大刀阔斧的从自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历史的选择。

郭：你认为中国眼前这种模式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多大程度上可以持续？

陈：我们正在面临很大的危机和挑战，前一段时间我在谈到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比较时，认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乐观的太早，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分析，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的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生产内容，利润率也并不高，并且会越来越低。我们也要承认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我们不抓住现在的机会，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当前的模式走下去出问题是一定的。（200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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