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不是发生在贫穷国家，不是发生在因为自然灾害而减产的年份。它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它发生在牛奶太多而很多都倒掉；牲畜太多，很多被枪杀，让其腐烂在山沟里；谷物太多，很多就烧掉或让其腐烂在地里的这样年份里。千百万群众挨饿，是因为生产的粮食“太多”；千百万群众受冻，是因为开采的煤“太多”；劳动人民缺乏起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用品“太多”。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L．杜蒙德在其所著的《现代美国》一书中也写道：“萧条期间，千百万人在食物异常充沛的当儿却濒于饥饿的边缘。这进一步证明了分配制度的不当已达到无可求药的地步。诺曼．托马斯说这是‘站在没膝的麦堆当中领配给面包的穷人队伍’。农业部长华莱士把这叫做‘在世界储有大量必需用品时出现的匮乏，真是可悲的荒唐现象’。”（《现代美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8页）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有技术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为劳动人民所有，却被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攫取。它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和残忍性，也说明它所宣称的尊重人权的虚伪。

正是目睹苏联的成就和资本主义的悲剧，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每日新书俱乐部选上《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斯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光荣与梦想》第79页）。

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帕克也写道，“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对于他们的私人企业经济感到失望，开始对苏联的实验发生兴趣，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十分热心：重实效的经济学家、工人领袖、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工程师们，都称赞他们访问苏联时看到的东西。大经济衰退的时期出现了依靠施舍度日的穷人队伍和施汤棚，到处是一片艰难困苦的景象，从那时的美国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并不象现在从丰裕的处境回顾时那样阴暗和令人生厌。但是，在有势力的保守阶级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帕克《超级大国美苏对比》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从30年代还是50或60年代看苏联，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的“有势力的保守阶级”──资产阶级对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他们出于其阶级利益，利用他们控制的传媒和组织对社会主义大加攻击，把社会主义“魔鬼化”。而有的人热衷于把这些将社会主义“魔鬼化”言论在我国大加散布，并极力发挥，以此当作时髦，全然不顾历史的真实。

作为资产阶级学者，虽然帕克在许多问题上对苏联予以攻击，但他也还是承认，罗斯福在使美国走出30年代危机时，借鉴了苏联计划经济的一些方法。帕克写道：“苏联的全面计划经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经济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田纳西流域的发展，在设计和执行上就是那时苏联正在进行的事情的缩影。”（《超级大国美苏对比》第43页）正是苏联经济在战前的成就，吸引着相当多的美国知识分子，并迫使危机中的美国政府借鉴苏联经济中的一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