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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军方在事隔15年之后又一次发动政变，泰国民主进程再次受挫。命运多舛的泰国国王普密蓬在即位60周年之际不得不亲自目睹这戏剧性的一刻。从1947年即位之初经历第一次政变，到月前又经历政变，满打满算，整整二十次了。其间滋味，也只能由他自品了。
民主政制的缺陷导致社会动荡
这样的政变在亚洲有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版本。1998年穆沙拉夫在巴基斯坦发动政变成功，随后想方设法地将这一统治维持到了今天，并且显然还将持续下去；2003年菲律宾总统阿罗约挫败了一场军事政变，但一场社会动荡却未能因此而避免。而1991年泰国的军事政变同样引起了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这些政变往往都同民选领导人的一些不恰当作为有关。然而遗憾的是，这种不恰当地使用公共权力而导致的“弊案”，在各地的制度安排中并没有有效的解决途径。这一点在台湾、韩国等也有突出的表现。
民众对于所谓的民主政治已麻木
但这场政变却没有往常的狂热和浮躁，相反，民众大多像旁观者一样冷静而淡漠地观望着整个过程，然后继续他们的生活。媒体和公众舆论很职业地恪守“中立”，他们想看看军方如何兑现他们“还政于民”的承诺，当然，还有“前总理”他信的命运。这两个现象其实都根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对于所谓民主政治的麻木。泰国是东南亚国家中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从1932年至1991年，泰国共发生了19次政变，其中13次成功。于是60年内有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其间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换句话说，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这就难免给民众留下这样一个错觉，就是当文官政府治理不力时，军人干政无疑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就是亚洲民主所面临的困境，它一方面在培育民主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又在不断腐蚀它的基础。这其中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民主制度设计的缺陷。亚洲民主事实上是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结果，人们对于迅速民主化的期待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去深究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民主是否具有普适性，以及不同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是否会使它发生变异呢？答案是必然的。
民主须有相适应的经济和文化支持
美国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着述中写道，民主前进过程中所存在的倒退和反覆的现象，原因首先与这种民主形式并不适应当地的情况有关。而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则有更为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些国家的民主之所以不断反覆，是因为这些国家中民主得以存在的条件不充分。这些国家一般没有民主政府的背景，人们也缺乏在一种节制和安宁的环境下容忍异议或不同意见的习惯。而这种习惯恰恰是西方在建构民主制度过程中所必需的，没有这个条件其他关于民主的任何假设都是不可想像的。这里摘取他的一段表述与大家共飨：
“亚洲国家的民主进程是曲折的，因为竞选失败的一方不愿接受选举的结果，相反在立法会议内外继续鼓动和反对对方。这就造成不稳定。当不稳定威胁到发展时，政府就削减了民主权利。许多国家有时已经制定了民主宪法也不得不采取紧急法规或军事管制法。”
亚洲和西方国家一样，同样需要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民主，而这种民主设计首先应该为亚洲人所能理解，并且为这种文化所认可。东南亚国家的频繁政变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关于民主的不合理的想像，我们必须在亚洲的土壤里脚踏实地地寻找民主的“立足之地”。也就是说，我们所寻求的民主应该是亚洲式的自成一体的民主，而不是以亚洲民主为过渡，以西方民主为目的。缺少这个前提，一个政变的结束只能意味另一个政变的开始，泰国同样如此。（凤凰视点）
郭付林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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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lu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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