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回家的路，一走就是几十年。沿路乞讨来到济南后，山崎宏停了下来，因为“这里的人们，给我饭吃，给我水喝”。从此，他再也没有挪过窝儿，一个从唐山带着女儿逃难到济南的女人，经人说合，做了他的老婆。山崎宏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山雍蕴”。

“就那么回事。”坐在只有两张办公桌的诊所里，山崎宏微微一笑说道。提起过去的事，他都轻描淡写，有些记忆也渐渐模糊。不时有人带着生病的孩子来找“山大夫”。他便停止讲述，给孩子号脉，然后戴上听诊器，神情专注地检查病情。

除了周日，他每天早上7∶30到诊所，然后10∶30离开。“每天都很准时，风雨无阻。”诊所的主人刘谟桐说。桌子上浅黄色油漆已经有些剥落，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诊所。

60多年前，山崎宏在济南也有一间自己的私人诊所。那时，战争刚结束不久，他所在的地方还只是郊区。过了几年，他的汉语已经很纯熟，经常能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叫毛主席的人，告诉人们要“为人民服务”。

后来，山崎宏的诊所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联合诊所。再后来，他成为当地卫生院的医生，吃上了公家饭。虽然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山崎宏几十年来服务的，却一直是中国人。

他的身份，和他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尽一分力量，向中国人谢罪”的念头，却在他心里藏了一辈子。

这个心怀愧疚的人很少说出自己的想法。认识他的人回忆起来，大都像刘谟桐一样，评价是“太客气了”。大多数时间，他见到人，都会欠身微微一笑，却很少跟人交流。他从不串门，不开心的时候，也几乎不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翻看一些日文资料，偶尔会哼几句日文歌曲。

但悄悄地，他却做了不少事。自己开诊所时，山崎宏给很多穷人看病，都不收费用，尽管他日子过得很紧张。进医院工作很多年后，他的工资都没变化过，一直是83.6元。后来，女儿山雍蕴听别的医生告诉她：“每次涨工资，你爸爸都跟院长说，把机会让给别人。”

虽说满腹疑惑，回到家里，山雍蕴却“什么都不敢问，什么都不敢说”。她到现在都记得，父亲一直很严厉，很少笑，做事也很严格，并且常常告诉她“照着做”。而母亲过世早，关于父亲的经历，他自己从来不提，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要不是媒体后来的报道，她甚至从不知道父亲具体的身世。

1976年，战争已经过去30年，两个国家和民族也开始尝试重新建立友好关系。这一年，离开故乡近40年的山崎宏，第一次回到了日本，并且亲眼看着亲人把自己的灵位撤掉。亲人替他在日本的医院找了份工作，每月30万日元，但他拒绝了。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比日本长，我要回中国。”年近70的山崎宏又回到了济南。他给自己家带回来的，是一台别人不要了的14英寸彩电，却掏钱买回了一堆日文科技图书，一个心电图仪，捐给了济南的图书馆和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