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的扩展，不管印度愿不愿意，中国都不可能退回到喜马拉雅山以南，对次大陆和印度洋事务不闻不问。而中国也要承认印度在南亚地区的特殊地位---领土、人口、实力超过其他所有南亚国家总和的印度，对南亚和印度洋的秩序建构负有特殊责任。

其次，要准确界定双边关系的性质。50年前常挂在嘴边的“印地秦尼巴伊巴伊”(印中人民是兄弟)已经不再，“坚固篱笆带来好邻居”，这句话在国际关系领域同样适用。同时，中印关系也不应该像30年前那样剑拔弩张，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准确地说，中印关系并不需要一定“能到哪里去”。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印度很重要，因此要稳定和推动中印关系的发展。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印度很重要，就此引申出来的结论最多也只能是“中印关系很重要”，但重要的双边关系和稳定的双边关系是两个概念，在对抗与合作中达成平衡的双边关系可能也是重要的。

在明确了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中印两国要做的事情还有两件:第一，要增强透明度，明确对对方的要求，防止出现战略误判。战略模糊的确能带来更大的行动空间，但也会增加风险，因为对方在无法明确知道什么才是“红线”的情况下，跨越“红线”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实际上，在博弈当中，弱者才需要保持战略模糊，而制定规则的强者需要做的是将游戏规则明确化。既然至少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仍然在大部分领域领先于印度，这个工作就应该由中国来完成。

第二，中印双方都要承认安全困境的必然性，不要奢望中印之间能通过某种“一揽子协议”解决所有问题。对于两个存在领土争端、贸易分歧、地缘冲突、意识形态差异的大国而言，“一笑泯恩仇”是不现实的。安全困境在任何两个相关的行为体当中都存在，不见得是一种异常状态。安全困境所需要的是“管控”，而不一定是“解决”。能够控制困境就已经足够了，当然控制困境需要的条件是必须要满足的，一是善意，二是支持善意的实力。

具体到前面引述的三次“孤立事件”，中国应该采取的态度似乎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述:对于所谓“封锁安达曼海”的主张---印度能向东，中国为什么不能向西？对于印度总统的“阿鲁纳恰尔邦”之行---告诉新德里，我们不高兴；对于“神圣矩阵”推演---关我们什么事？所谓兵棋推演翻译成英文，不就是“战争游戏”吗？

而对于所谓“10年必有一战”的说法，或许中国应该请这个预言的支持者回顾一下历史。6年以前，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即将打响的时候，纽约的抗议者们打出了横幅“Making Love, Not Making War”，意思是说要做爱，不要作战。其实战争和爱情的最大区别在于，爱情一定要你情我愿才行，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而战争，只要一方“有情有意”就足够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