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有条件的。这里的条件，既包括内在的，也有外部的。同时具备各种有利条件，才算是一国崛起的战略机遇。但战略机遇期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尤其在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战略机遇突然发生逆转时，就要看我们怎样运用自己的智慧，怎样巧妙而又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怎样通过创新来创造条件。

回顾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不难发现，日本的赶超过程始终伴随着对内外干扰因素的克服。自1955年日本实现经济蛙跳后，日本面临一系列难题。第一个就是如何成为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国。这对当时的日本政府而言，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原因是，一方面，在美欧施压下，日本无法回避这个过程；而另一方面，这种过渡一旦走得过急，就有可能使1美元兑360日元的特惠汇率失效，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将受到严重打击，日本取得的经济成果也有可能会被人掏空。对此，日本政府费尽心思，反反复复，与美国进行了巧妙的周旋，将这个过程整整拖了15年。这期间，日本政策制定者的苦楚与艰辛难以言表。

更为严重的是，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后，由于日本集中发展了重化工业，不仅带来了极度的环境污染，也引起了世界资源紧缺，一度遭到美欧指责。而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经常收支赤字，日本贸易盈余，日本迎来了严峻的日美贸易摩擦，并面临着资源涨价、物价飞涨的新形势。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按平价兑换黄金，战后美国给日本的特惠汇率宣告结束。日本经济无法继续与美国捆绑，在石油危机下，日本“失去了航海图”。当时，有些日本人甚至称“这是美国对日本的第二次打击，无异于日本的第二次战败”。

1993年，美欧又联手谴责“日本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的异类”，要求彻底改革经济体制，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事实上，直到1997年桥本实行六大改革，日美围绕经济发展模式的斗争，始终未曾间断。如果说经济发展模式属于一种“生产关系”，那么日美经济体制摩擦，则堪称一种“准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对立的直接表现，莫过于日美货币的水面下较量。1997年秋，面对东亚金融危机，日本国内金融动荡，日元贬值，美国要求桥本政府负起责任，阻止日元贬值。对此，桥本在纽约发言称“要日元升值，唯有抛售美国国债”，引起纽约市场动荡，美元大幅贬值。之后，桥本失去的是首相职务。在这些较量中，我们看到的是，在发展机遇遭遇逆流时，日本采取了勇于和善于搏斗的一种战略。

诚然，任何国家的崛起，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任何国家崛起的经验教训，也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但在战后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日本如何应对发展机遇的逆转，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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