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议

10月11日，记者接通村民杨来胜家中的电话，一个稚气的女孩声音从话筒那边传来:你找我爷爷啊？

之前云晓波介绍的情况看来属实:杨来胜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叫杨朝霞，从外地召来了一个上门女婿。

这个上门女婿白乃琴，正是从陕西省子长县开回无地证明的那个人。虽然他和王海树都是外来户，但直到如今，白乃琴还没有黎明村的户口。不幸的是，他的妻子杨朝霞也因为早年在供销社工作的原因，变成了“农转非”。白乃琴没有北京农业户口，孩子们就只好跟着母亲的户口走，到了确权之时，杨来胜忍不住叫起苦来:我家7口人，就只能分我老两口的地了。

根据白乃琴的说法，子长县自有规定，外出打工者一律不给留地，他也就因此在当地衣食无着。之前9年，尚有黎明村的承包地可以维持生计，确权之后，一家老小去喝西北风？

村支书刘瑞山说，这样的农转非人口，村里有70多个，“前些年扩招，好多学校为了招生，都允诺给转成城镇户口。咱村里的孩子考去了，户口走了，没了地。毕业后，国家不分配工作，自己找家私企干着，没半年丢了饭碗的人有不少，就还回村里住，务农为生。他们几乎没享受到城镇居民的任何保障，什么医保、最低生活保障通通没有，城里不管他，村里再不管，难道要他饿死？他为了不饿死，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你说这话对吧？”

9月初，黎明村召开土地确权动员大会，刘瑞山在会议室里拿出了自己已经在脑海中盘桓很久的一套方案，这70多人，算进分地总人数里面，这样，全村有户口村民适当让利，最终每人可分得1.76亩地。

会场上几乎立刻就乱了套，因为有好几个人马上就发言反对。

64岁的杨万彦老人此时站了起来，说出了“合法、合情、合理”6个字。这6个字，后来被刘瑞山反复引用，“部分村民反对有他的道理，从法律上，他没有理由让步；但从情理上，都是一村的村民，该让步”。

杨万彦说，这70多人，只是每人有那么一亩七分六的地，只有农地承包权，没有其他权利，只为有口饭吃。将来土地如果被征用，或者有土地使用权人应该获得的好处，并没有他们的份儿。土地确权的根本利益，并没有被触动！

杨万彦和几位老人压住了场子，云晓波后来称其为“无职党员”。但“无职党员”没有压住镇里面，报上去的方案被退了回来。

确权小组决定再次民调，109户户主都收到了是否同意给“农转非”人口以1.76亩承包地的问卷。109户问卷收齐，只有6户反对。刘瑞山再赴镇政府，做了一整天的工作，终于过关。之前的冲突，在老人们出面之后有了转机。在9月27日下午，“无职党员们”对书记保证，帮助维持确权秩序。之前，十户一组(每组至少一个老人压阵)的会议，刘瑞山已经给村民们开了不知多少次。到了9月28日，刘瑞山心里有了底，说，来俩警察，意思意思就行了。

9月29日一大早，麦地开始确权，杨万彦等老人持钢尺亲自丈量，监督打桩，两天之内，麦地被全部分光。两名警察，用云晓波的话来说，就一直坐在办公室喝着茶，无事可做。

“十一”长假之后，刘瑞山再次见到记者，第一句话就是:那些不稳定的事儿，终于给平了！“十一”期间，刘瑞山找到五保户刘玉芳等老人，劝说这些没有能力耕种的村民把自己的大棚租赁给王海树、白乃琴这些有能力的村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这样一来，我就不用拆棚了。拆棚只是吓唬吓唬王海树他们而已。真要我拆，我可舍不得。那一个棚，就是6400块钱呐！”——这个村官的做法，有意无意之间，为未来的土地流转埋下了伏笔。

尾声

进入10月，确权后的麦地纷纷种上冬小麦，刘瑞山忍不住发起了牢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半个世纪了一直是这样。这一回，集体这一级被架空了，我也就到站了。”

“确权是好事，农民得到了应得的权利。但我还是要说，这对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对更快地改善农民生活不利。”

随后，杨来胜说，我女儿这个时候该从地里面回来了，我把她给你叫来接受采访。杨朝霞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显然父女二人没有统一好口径——回答得异常简单而干脆:如果地是我自己的，是不是有利益，是不是该联合别人，我自己能看不到？

至于外界担心的土地流失和兼并，杨朝霞更是毫不担心:这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足够的利益，不会轻易转让的。

此前，刘瑞山曾经爽快地承认，所谓集体经济，实际上就是村支书和村长两个人说了算。老人们在接受采访时，没有更多提及村里集体经济的好坏，更多谈到了其他村落“村官低价出让土地”等案例。杨万彦说:中央这一轮土地确权，这法儿不赖。

据老人们说，村里的公章和会计的章，早些年就被统一收到镇里去了，但这还没有治理到“根儿上”。这一轮土地确权，称得上是还权于民。“以后村官还能干啥？村里虽然没了集体的地，但还是有集体的产权，比如拖拉机、水井等农机设备。将来哪个件儿坏了，他都得修。这是个累活儿，也是个出不来猫腻的活儿”。杨万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