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搞政治性农会

不管预期是否合理，土地流转已成大势所趋，这一点是学界共识。关键是如何流转？流转时应注意什么？流转之后又该如何？

李昌平提醒说，亟需防止出现菲律宾化倾向，否则扩大农民权益便如同空中楼阁。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但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佣。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原因复杂，但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李昌平介绍说，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了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失去土地成为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进步，所需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入城市。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而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崛起中，则“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 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还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技术服务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如何在土地流转中保证农民权益，党国英抱有相似观点:“要避免大地主的产生，尤其不能鼓励城市资本下农村，过分介入种植业。”

另一方面，他同样认为农民需要一个组织来增强自身的谈判能力。“但不用着急去搞个政治性的‘农会’，我宁愿在既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来谈，合作社发育到一定程度时，我想它自然会更多地去为农民说话。”

2020年的具体目标

土地流转虽然是焦点，但“如果我们的城市开放程度还不够，二元体制还不能打破，农村社会保障没有进步，都将给土地流转带来困难”，党国英说。

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的李昌平，所持观点与多数学者相异。

2006年，曾冒险分田单干的小岗村将2000亩耕地中的60%集中起来，引入外地资本用于发展蘑菇、花卉、葡萄规模种植及家禽养殖等。这种集中利用土地、实现规模经营的新型合作经济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实惠。2007年，小岗村人均收入已达6000元，而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140元。

李昌平以此为例，“集体好还是单干好，并没有定规，重要的是给农民选择权，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出了明确信号，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在李昌平看来，这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最好办法。

争论还在继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不赞成多做猜测，“在具体的《决定》出台之前热炒土地问题，会造成一种很不好的导向。关于‘三农’，很多问题都需要探索”。

而从公报来看，也的确全面而系统地涉及很多问题。除了土地制度外，公报还提出“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专家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将从农业投入、农业补贴、农产品价格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不断强化对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和战略产业的支持和保护。

“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这些也是学界呼声最高的改革方向。

“公报最大的亮点是为农村改革设定了具体目标。”叶笃初说。2020年被设定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这些目标都引人期待。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于近日正式出台。“到时候，一切都将水落石出。”党国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