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编者按:前两天连续发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长文,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继续响应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今日发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先生关于“中国农村下一步发展的思考”的文章,以期帮助读者打开历史纵深,引发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入思考。
农业进步,农村发展,是中国整体进步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如同中国改革的成绩让世界震惊一样,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变化也让我们惊叹。但一本经不能念到底,现在我们面临新挑战。
如何认识中国农村发展的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的确是一个奇迹。发展的奇迹也表现于农业,但如果细致分析,农业发展的奇迹实际上有前后两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获得了很快发展,其中有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甚至快于城市居民。但这个时期的土地投入、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是增长的,相应地农业产出也在增长。产出增长比要素增长快,就是“奇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业领域资本投入在增长,但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实际在下降。1996年之后,耕地出现净减少;2000年以后,农村劳动力也在稳定减少,减少的速率大约在1.6%,但这个时期的农业GDP却在稳定增长,1996年之后农业GDP平均增长约8%.这种变化也是一个奇迹,且比第一个奇迹更重要,因为这个奇迹是在两种要素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还可以估计农民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我用不充分的资料做了一个估算,1996年以后,资本农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左右,低于农业GDP的增长率。这就说,第二个奇迹不能用资本的增长得到完全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第二个奇迹?一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二可以归结为分工水平的提高。而这两个因素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进步,因为农业技术和农产品流通服务的市场化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分工。中国农业战线上活跃着人数达上千万的农业技术和流通服务大军,这是中国农业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
当然,改革决策者自己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是科研、生产与服务第一线管理者和劳动者。有袁隆平那样的农业科技人员可能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殚精竭虑于自己的事业;有进城务工农民辛苦劳作,他们卑微的愿望不过是要求按时发放工资。还有田间劳动的农民,他们尽管也计较种地的得失,但只要春天下种,他们会不遗余力谋求秋天的收获。一位川西地震灾区的农民,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不是找政府要救济,也不是收拾自家倒塌的房屋,而是上山给果树整理枝叶。这是灾区干部给我讲的故事。
但是,在社会发展中只看到劳动的作用,是一种朴素的浪漫主义。过去,还是那些劳动者,为什么经济发展总陷于停滞?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制度就像一架机车的技术平台,通过改革使这个平台能够有效地分配和利用机车动力,使机车保持前冲的活力。
“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还能撑多久?
“人口红利”近年已经成为经济学家解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关键词”。其实,这也是理解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词”。
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来自中国农村的巨大的人口存在。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曾经长期保持不变,只是近几年才开始上涨。这种情况导致了中国工商业资本能够以低成本扩张,并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的主体是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妇女和老人更可以不计“工资”从事农业生产,并通过精耕细作来部分替代农业资本投入,节约了资本投入,产生了廉价的农产品。农业的低投入、农产品的低价格压缩了农业的GDP,实际上低估了农业的增长。所以,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伴随高通货膨胀,得益于农业生产的低成本。“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农民的“负收益”。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似乎忘记了还有另一个“红利”,即“土地红利”。上世纪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土地基本上是无偿取得的。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开始对农民实行征地补偿,但补偿费用一直很少,到目前为止也不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而取走农民土地的总价值远远大于这个数。我用国民收入分配的方法估算,取走农民的土地的总价值应该在20万亿元之上。
“土地红利”同样是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的重要因素。土地要素所有者本应得到的收入转化成了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收入或再投资的资本,经济增长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农民向中国经济贡献了“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为什么中国农业仍在发展,中国农民的收入仍在提高?其魔力在哪里?答案还是改革开放。只要有市场,哪怕是一个扭曲的市场,也比没有市场强。农民被放活了,他贡献了劳动和土地,只要自己的收益比过去强,哪怕别人的收入增长更强,农民自己也会有所行动。中国农村的进步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成长,其奥秘正在这里。
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还能保持下去么?这似乎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红利”在递减。
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在上升,表明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按每一家农户保持一个劳动力在家里的要求,许多省已经没有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要把留守农家的劳动力再吸引出来一部分,例如,农业劳动力不是3.1亿,而是1亿,那就要进城务工的一部分农民转变为市民,且他们的工资水平足以让一家人在城市开销。所以,“人口红利”逐渐变小并趋于消失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期限估计在30年左右。
“土地红利”也在减少。城市扩张要占地,但占的不是滩涂,不是戈壁、沙漠,而主要是城市周边的耕地。村庄整治总共释放出1亿亩地问题不大,按照比较理想城市扩张的容积率,可以满足新增6亿人的居住需要。但是,现在城镇扩张并没有认真去规划,政府喜欢搞大广场、宽马路,要建“水上明珠”、“湖中城”,土地耗费很厉害,所以,1亿亩地实际估计能容纳3亿—4亿人。总之,未来土地资源会越来越紧张,征地会越来越困难,“土地红利”也会越来越小。释放1亿亩地是伴随人口劳动力转移实现的,所以也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
30年不可怕。过去改革开放30年,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做比较,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按人均GDP做标准)了;再过30年,我们就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了。当然,这是乐观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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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党国英
编辑:
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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