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反腐“雷雨齐鸣”，令风气更新

从与反腐有关的人事配备上，就能看出习近平新的想法。王岐山作为著名的“救火队员”，以及对处理危机问题能力极强的中共官员，习近平将其任命为中纪委书记，既显现了政治决心，同时也有了一个相对得心应手的干将，反腐稳扎稳打。

在十八大后的第一年，外界更多的是只听见口号，“只闻雷声响，不见雨下来”，觉得只是说说而已。而从2013年开始，在相关证据掌握足够之后，反腐大案一个接一个地曝出。

习近平在机构调整方面也有值得一提的变化，尽管一些举措也并不是完全的新举措，在十八大之前也已经在做。一是在中共十六大以前，地方的纪委书记一般都是本地提拔，到了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期，纪委书记跨省交流逐渐增多。

习近平将王岐山任命为中纪委书记之后，中纪委的权力变得更加集中，各省纪委书记不仅是跨省交流，而更多是从中央空降。同时，中央巡视组的权力也比以前更大：2013年的两轮巡视、2014年的两轮巡视，巡视组直接向中纪委汇报。

在此之前，巡视组尽管由中央委派，但在相当程度上还需要跟地方的领导汇报交流，因而一些案件可能会受地方施压。但这次巡视组直接向中纪委汇报。为了加强中纪委的直接领导，对一些地方在巡视结束后又派中纪委副书记进一步复查。

2013年与2014年的巡视组工作也有不同。总的趋势是权力越来越集中，巡视组依靠地方的配合越来越少。2013年的巡视组工作中可能与地方的配合还与十八大之前的巡视工作更类似。由于对地方的情况不熟悉，地方的配合对于迅速了解地方情况是很有帮助，能很快进入状态，但问题是可能会受到地方领导的影响。

苏荣案就是一个例子。以前巡视组就已有人反映过他的问题，但由于当时他身为江西省委书记，巡视组的运作方式又是中央和地方衔接较多的模式。如今，中纪委开始在这一模式上有了变化，且苏荣已不再是江西省委书记，再派巡视组进入江西，这样就顺利地将其过去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时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在中国，反腐有其天然的合法性，每一代领导人都在强调反腐，但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表现出广度与深度的空前性。

现在受到查处的，有一些是党员干部中做事的官员，因为一旦要做事，就会牵扯到各种利益。所以，现在流行一种更安全的做法是，能少说就少说，能少做就少做。

“不作为”现在成为新问题。在全国反腐的情势下，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出贪官，会被认为有问题。由于反腐的力度加大，党员风气为之一新，过去一些炫富、铺张等行为受到遏制；但另外一个相应的变化是，在反腐压力下官员变得消极怠工。怎样找到一个既能够保持干部队伍清廉，又能保持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的方法，是摆在中共和习近平面前的一大挑战。

除了反腐，习近平两年来另一要务是治党，最主要的内容是一年多以来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同时，又公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由于“八项规定”抓得紧，规定明确，容易查处，对各地党政部门产生很大影响。通过群众路线以及反腐运动，通过“八项规定”、巡视组的工作等，习近平的公众形象逐渐建立起来。

十八大之后，省级官员变动也呈现出特点。由于反腐力度的加大，省一级同时由于各种原因调动的官员目前已经达到65人。在这65人中，从中央空降的比较多，省际之间交流的也比较多。且这种交流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以前更多的是副书记交流，而现在更多的是副省长。以前交流的频率较低，一般都是专职副书记进行交流，数量上也有限，现在更多的是副省长交流到另一地区进入省委常委，且被交流的官员更加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