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安友：习近平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作为对华研究的资深学者，黎安友长期关注中国各种公共事务。他交游广泛，活跃于各种平台，常常对来到美国的中国朋友热情施以援手，几乎可以用“急公好义”来形容——在纽约，每个认识他的中国人都能说出一两件其“助人为乐”的事迹。

对于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他认为，对依法治国和宪法的强调不应被轻视。对于中国的改革，黎安友指出，经济方面的改革虽然已放缓，但市场的要素依然在扩大——总体上，中产阶级和企业家对中共的执政持支持态度，中国政府也保留了足够的能力来调整控制经济，短期内冲突并不明显。

在接受《凤凰周刊》特约记者的专访时，黎安友着重分析了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外交风格的变化，以及其中习近平的个人因素；美方对中国新外交风格的警惕和应对，以及中美双方处理两国关系时各自面临的挑战等。

中国需要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

记者：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来，你认为中国的外交风格是否发生了变化？

黎安友：近两年来，中国外交日趋强硬，我觉得这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个性有关系。习近平在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如果相比西方的总统或其他领导人，他有足够的权力，不那么怕让步。西方领导人如果让步一定会受到很多政治攻击，但中国没有在野党的问题。中国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需要像他这样的领导人。

胡锦涛在他的时代是比较合适的，他的性格相对柔软，中国也在更加强调“和平崛起”战略。但西方的衰弱比他们估计的快——虽然我不认为西方在衰落，但中国的战略家可能是这样想的。这种状况下，选择一个政治强人当领袖是合乎逻辑的。当然，这是我想象中的情况。我们在2002年、胡锦涛刚刚当选的时候就猜到了下一届中共领导人的人选。我和布鲁斯·吉利（Bruce Gilley）合作的《中国新任统治者》一书中，讨论了到2012年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会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我认为中共领导在集体讨论谁来接班时，会期望要一个强人。习这个人和中国发展的阶段是相适应的。

说到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除了与习个人的关系，也跟客观因素有关。如果我是中国的领导人，也不会在西藏、新疆、香港、台湾议题上服软，也会追求南海最大部分的领海。毕竟，海底的油气和各种资源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对中国负责任的领导人当然要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不像什么基金会的头儿，随便把钱花出去就可以。

中国会更积极地追求自身利益

记者：能具体谈谈，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出现了怎样的战略调整？

黎安友：准确来说，十八大以前就有一些迹象显示，中国的外交正变得日益强势。中国追求自身利益时更多使用强硬而笃定的方式，当然有人会将其形容为“极具侵略性”，但主流的观点仍是“强势”。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与十八大之前相比并没有变化，但其自身的实际力量比过去进一步增强——在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中国都掌握了比以前更多的资源。因而，其也会使用更加积极、更加强硬的办法。

邓小平时代，中国外交的方针是“韬光养晦”。这个成语很有意思，它并不讲阴谋，而完全是一个“阳谋”，让人能够认识到，中国一时的务实低调是为了避免麻烦，从而实现战略崛起。之后，江泽民将邓的外交方针概括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这十六个字。明显能看出，在一定时期，中国会更加积极地追求自身利益。

记者：自2012年以来，中方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加以提倡。你如何看待这种提法？

黎安友：在我的理解中，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这种说法意在要求美国的公正、平等对待，承认中国合法的安全利益，停止试图阻碍中国崛起的做法，比如压制、包围中国，操纵地区摩擦等。简单来说，中国希望美国不要阻止其“和平崛起”。但美国的决策者们对这个概念充满怀疑，因为听起来它像是要美国向中国让步，承认中国自己确立的“核心利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有着自己的安全利益，有些明显与中国利益相冲突。所以，美国长期以来用不同的一套准则来回应中方的说法，比如用国际法、国际规范、小布什政府时期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再保障”等。

尽管如此，我相信，经历了内部争议后，美国官方最终决定接受中方的提法。毕竟拒绝可能会向中方释放不必要的对抗信号。但美国官员极少使用这个提法，而是倾向于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具体问题应当用实际、合法的办法来解决。美方不想陷入中国的准则中。

在美国眼中，中国的策略不透明，这种抱负的最终指向也不清晰。中国会满足于美国认为足够的安全条件，还是认为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最终要将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美国防长拉姆斯菲尔德早年在香格里拉会议上的说法反映了美方的心态：“没有一个国家在威胁中国，那么人们一定想要知道，中国持续增长的军备投资是为了什么？”

中美在南海议题上冲突加剧

记者：近年来南海问题频繁进入外交领域，中美在此问题上分歧也相当严重。以此为例，你能谈谈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具体在哪里？

黎安友：当然，美国在南海有着不可放弃的利益。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美国为何在这么远的地方还有利益？到我们的家门口来“维护利益”，不是霸权吗？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在该区域有着自己的利益，与它们不同，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主要在于“航行自由”。任何有跨国海军的国家都会有这样的诉求，以前是英国，现在是美国。我们认为，海洋是世界人民共有的，强调航行自由的权利，就是要求不能把任何一方排除在海洋范围之外。

航行自由的权利从哪里开始生效呢？按照美方的观点，距离海岸线12海里以外都是航行自由的区域。对这种要求，中国只是部分同意——中方认为，海运、商贸船只可以在此区域自由航行，但海军可不行。美国的观点是，除非是战争情况，海军也可以自由航行，因为海军船只也可以执行和平任务，比如搜集信息、训练、地图绘制等。美国海军在南海、波斯湾以及其他海域都有类似诉求。也就是说，美国认为海上船只应当一律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

当然，自由航行权之外，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也与我们的同盟国有关。如果对中国一味让步，将会极大影响美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的可信度，甚至在亚洲以外的地区，比如在德国或波罗的海等地区，其信誉也将受损。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很难对中国妥协，而两国的冲突正在不断尖锐化。

记者：除了利益冲突，究竟是什么让中美两国的互信度无法提升？

黎安友：现阶段，中美双方的确非常缺乏互信。中国的战略层倾向于把所有的美国行为都看做伤害中国利益的阴谋。这可能有一定历史原因，毕竟双方都非常小心地防范对方伤害自己的利益。

经济方面，从美国的视角看，中国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是不是要继续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进而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之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可能包括水电项目等，会带来潜在的环境污染、居民搬迁等一系列问题。西方在这些方面当然也不够完善，但是处理类似问题有着较高的环保和人权标准。但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些标准可能不合法、不合理，或是有着相当阴险的政治目的。

记者：如此说来，未来中美两国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不可避免？

黎安友：中国现在不是“韬光”，是“扬光”。但我仍然认为，中国追求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要侵略他国。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关于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之间也有着相当大的争议。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导致冲突，甚至有可能是武装冲突；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武装冲突可以避免。我认为不必太悲观。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美中两国还有很多共同利益，比如朝鲜半岛、气候变化等。实质性的武装冲突是两方都要尽量避免的。中国追求的也不是武装冲突，而是国家利益。

西方世界也为中国崛起作出贡献

记者：西方世界应该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

黎安友：首先，任何负责任的战略家都不会说我们可以防止中国崛起。倘若在上世纪70-80年代讨论这个问题，兴许还是一种可行的理论，但现在太晚了。事实上——这话也许很多中国人不爱听，但在我看来，与防止中国崛起相反，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为中国崛起作出了很多的贡献。我们对中国开放了全球市场、进行投资、转让技术、接受中国留学生等，这些都是事实。

那么，不让中国崛起已经不是一种选择。中国一定会崛起，除非其自身出问题。要避免发生武装冲突，必须有一个保护中美两国核心利益的框架。但我认为，这种理论太理想化。我们还是得从现实出发，来处理一个个的问题。

记者：你的意思是，很难有框架同时满足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

黎安友：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十八大后，西方对中国外交的变化有越来越深刻的体会，甚至引发了各种辩论。我们的军事部署战略是否能够满足要求？能不能用谈判的办法来满足中国和西方的核心利益？当然也有人质疑，中国的核心利益有没有合法性？新疆、西藏、台湾、南海，这些是否当属中国的核心利益？我想说，从价值判断来说，人们可以讨论西藏问题，但从现实来讲，这个不可想象。

在南海问题上，英国BBC的记者比尔·海登（Bill Hayton）最近出版了《南中国海：亚洲的权力斗争》一书。他认为，中国的很多领土主张都不具合法性；但同时他也承认，事实层面仍是依照中国的主张，因为中国的实力远超印尼、菲律宾等国。

2014年11月11日晚，习近平在中南海瀛台与奥巴马散步交谈。

奥巴马最后两年对华政策不会有变

记者：中方有学者近期建议，奥巴马任期只剩两年，已进入考虑其政治遗产的阶段，在美国外交多面受困的背景下，一个良好的对华关系将是奥巴马政治遗产的亮点。你怎么看？在美国政权交替的背景下，对华决策会有怎样的变化？

黎安友：我并不认为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两年中，美国对华政策会有任何变化。奥巴马在任期内持续追求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他持续了前任的对华政策。这没有什么新鲜，而是合理的。但从奥巴马的视角而言，对于中方的回应，他的感受可能是，如果他试图建立合作，北京就会把这种信号当做软弱，并且持续加码。这也是为什么他实施再平衡政策，同时向亚洲的盟友保证美国有能力保卫他们在亚洲的利益。

我想可能很多中国人觉得希拉里·克林顿“反华”一点、克里“亲华”一点，但从战略层面上来说，无论是这两人，或是奥巴马政权的前期与后期，甚至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对华政策上都不会有重大差异。所有的美国政权都想尽可能在一些领域与中国取得合作，比如朝鲜、伊朗、气候变化等，也都想要更好的经济关系。同时，他们也想保卫自由航行、保护美国盟友、保护知识产权等。我可以列出一长串的中美共同利益以及重大分歧，但看不出任何一任美国总统有太多空间去对中美关系做出重大改变，只是气氛时不时有些微小变化而已。

记者：最近，一向被视作温和派的美国将军克拉克（Wesley K. Clark）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是时候对中国动真格了》。西方的政治家们也准备对中国采用更强硬的政策吗？

黎安友：的确，在西方，近年来人们开始怀疑过去的对华战略是否应当持续。自从中国在70年代末重返国际社会，西方整体对中国采取的外交策略是交往与对冲并存：一方面希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变成“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另一方面为了风险防范，也采取了类似金融中的对冲策略，保证一旦中国冲出轨道，也有足够办法来控制局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与中国的交往不断加深，在各种国际领域的合作与日俱增，但同时美日同盟也得到了强化，美国的军事力量也不会对太平洋领域放松警惕。

但随着近年中国的外交战略日趋强硬，美国相当一部分战略家开始怀疑积极交往的对华政策可能不会成功。克拉克正是其中的代表。实际上这样的论述相当多，比如《海面烽火：中国、美国及太平洋的未来》一书，作者罗伯特·哈迪克（Robert Haddick）是一名军事专家，他指出，早先的美国军事部署离中国比较近，在冲绳、关岛等地都有部署，航空母舰也可以来到中国近海，配合飞机控制局面；但现在，中国可以用弹道导弹、核潜艇等手段来应对这种战略。这意味着，美国的战略开始失效。

另外，“空海一体战”（ASB）是五角大楼的提法，听起来很漂亮，似乎可以直接攻打到中国本土的军事基地；但哈迪克认为，现实中这种办法根本不可用，因为这样将导致战争升级，甚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面对实力空前强大的中国，西方此前的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值得我们认真讨论。